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写申明书“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的行为”；1955年‘反党集团’问题早已在1957年摘去帽子；剩下的只有一个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显然这个结论不公正。历史问题自不必说，“反党集团”问题，说是1957年6月“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就摘去了帽子，可是，这些“领导同志”到了7月的党组扩大会上不是就反口了吗，说丁陈要翻案，并且据此把他们打为右派。

    丁玲自然对这个结论不满意，她只把主要意见对准了“历史问题”，“反党集团”不管你们怎样讲，不总是承认定错了嘛！

    6月8日，丁玲写出自己的意见：

    “（一）对于这个结论，除第一项历史部分外，我都同意。希望在‘恢复丁玲同志党籍’后面，加写‘恢复其政治名誉’七个字。（二）对于第一项历史部分说‘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我不能同意。因为：（1）对于1956年的这个结论，当时迫于形势，我在这个结论上签了字，但同时声明，‘结论中引用的我的交代与事实有不够确切符合之处’，作了三项带根本性的保留。在1957年夏天，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会议主席、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当众宣布而为众所周知：这一结论，中央组织部不予接受，退回。这就是说，这一结论没有最后成立。（2）1940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任弼时同志亲自审查了我的这段历史，作了书面结论，认为没有问题，结论经过毛主席审批。1943年我在党校补充交代的一点事实，没有推翻我过去交代的事实，也不曾改变事情的性质；没有根据，也没有理由以这一补充交代来否定或修改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正确结论。（三）因此，现在我再一次请求组织上根据历史事实，考虑1978年11月我呈交中央组织部历史材料中的申诉和最近（今年六月）我呈交宋任穷同志信中提出的请求，实事求是地、明确决定：（1）撤销1975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2）确认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能成立；（3）确认1940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

    3月23日和25日，她还在友谊医院住院时，有两位老同志都给她带过同一个消息：胡耀邦说，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5月份，丁玲又找过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廖井丹说：历史结论根本不需要重做，就是1940年的，因为中组部并未提出问题，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中组部没有批。他还说，已经决定历史问题由中组部处理，叫丁玲放心。6月，丁玲又给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写信，要求维持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改任中宣部长，宋任穷任中组部长。

    但是，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仍然坚持己见，很快又作出《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结论是：“经复查，我们认为，1956年10月24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应维持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报告的落款日期是6月9日，即丁玲提出意见的第二天，反应极其迅速。

    此后，丁玲与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的分歧，就集中在历史结论上——是以中组部1940年的结论为准，还是以中宣部1956年的结论为准。

    中国作协的结论是中国作协和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抹掉。生杀大权在这些人手里，丁玲仍然处于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