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江苏巡抚李鸿章，是早在曾国藩屯兵建昌时就熟悉的。那时，李鸿章正为曾国藩办理文案。

    李鸿章籍隶安徽合肥，字少荃，道光年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不被重用，遂中途离开吕贤基而转投安徽巡抚福济，因功赏三品顶戴加按察使衔。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又受福济排斥，被逼无奈离开安徽官场，进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因功得曾国藩保举，实授福建延建邵道，未赴任。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奉曾国藩命编练淮军。次年率所部淮军援上海，旋被曾国藩保举署江苏巡抚，不久实授。

    李鸿章会试前，曾拜礼部侍郎曾国藩为师。中试后，仍师事之。李鸿章比左宗棠整整小着十二岁，无论从年龄上看还是从曾国藩看，李鸿章都是晚辈。但左宗棠却不敢小看这个年轻人。李鸿章能在实授江苏巡抚不久即顶替薛焕出任南洋通商大臣，就足以说明，李鸿章确有人所不及之处。

    何况，李鸿章向左宗棠提出调派刘培元水师营援攻江宁之议，也是左宗棠所没有想到的。

    左宗棠以为，派刘培元去援攻江宁，既奉了朝廷的“酌派兵勇助剿”之旨，又为曾国荃解了攻城短缺大炮的燃眉之急。于公于私，皆为相宜。

    走在回婺源路上，左宗棠还感叹：“涤生的这个年家子，脑袋瓜子倒真是蛮够用呢！”但刘培元的水师营刚一抵达雨花台，便遭到攻城主帅曾国荃的婉言谢绝。

    刘培元依例赶到湘军中军大帐向曾国荃禀到时，曾国荃冷着脸子说道：“刘总镇，本官去函向左中丞说得明明白白，克复江宁在饷而不在兵之多寡、炮之有无。他一两银子不出，倒把老弟调派了过来，左中丞可曾说明，老弟所部之饷粮系由哪里所出？”

    刘培元一听这话，不由顿足道：“卑职奉了中丞将令，还道这里十万火急，哪知道九帅急的是饷，并不是兵啊！如今船上只备了三日的口粮，饷银是一两也无。似此如之奈何？”

    曾国荃见刘培元说得恳切，全无扭捏之态，脸色方有些好转。他沉吟了一下，说道：“饷粮无出，老弟自无法与长毛交战。让兵勇饿着肚皮攻城，本官心亦不忍。老弟，你此次奉命来援，随船带了多少西洋炮弹？本官适才听人来报，说老弟船头安放的大炮，与我火炮营的一般无二，可知也是从西国购进的了。”

    刘培元用心算了算，答道：“水师营现有大小船只五十余，行前，中丞着令粮台给每船配了四十颗炮弹。如此算来，卑职的船上当有两千颗炮弹。”

    曾国荃一听这话，登时堆出一脸的笑容，他一拉刘培元的手，说道：“老弟，你先坐下喝口茶水，本官有件事要和老弟商量。”

    刘培元忙道：“九帅不必如此客气，卑职原本一介村夫，自加入湘勇后，得节相不弃，才有我今天的光景。九帅有话尽管吩咐，卑职照办就是。”

    曾国荃先是感叹一句：“老弟离开老营多时，想不到还这般义气！我曾家兄弟没有看错你！”然后便传人给刘培元摆碗热茶上来，又把刘培元摁到一把方凳上坐下，这才说道：“我吉字大营，已与长毛对峙了一年有余，现虽扎营雨花台，却正在一步步逼近城垣。老弟知道，江宁乃虎踞龙盘之地，又是几朝古都，城墙之高厚，只在京师之上不在其下。没有足够的大炮轰击，决难动其一石一瓦。”

    刘培元忙道：“九帅的火炮营可是我湘军最强的炮营啊！”

    曾国荃叹口气道：“老弟所言极是。但老弟毕竟离开老营多时，对我吉字大营火炮营的实情，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我火炮营虽有西国造大炮二百尊，另有安庆枪械所新造之开花大炮八十尊，但炮弹接续不上，愁得本官只能让兵勇挖掘地道以期攻入城中。老弟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