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外，其他人大多未置一词；而当时正好又是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前往北京商谈国家大事，因而张振武一案也就不宜过度渲染，最后悄没声息了。

    事实上，当时武昌首义的“三武”中，除了张振武间接地死于黎元洪之手，蒋翊武也是如此。原来，在南北议和后，蒋翊武担任了湖北军务部副部长，但受“群英会”暴动的牵连而被迫去职，在政治上曾经一度消沉。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了“二次革命”，也曾拉起一支队伍驻防岳阳。但革命党人在“赣宁之役”中很快失败，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蒋翊武也只得逃走。

    晦气的是，蒋翊武没有和黄兴等人一样跑到日本去避难，而是南行到广西，结果被当地巡防营抓住，后来被押送到桂林受审。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之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请求迅速诛杀“乱党”，于是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革命首义者，最后落得弃尸他乡。

    黎元洪恨这些首义的革命党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武昌起义前，黎元洪处死革命士兵是因为要维护秩序，但起义后则更多的是一种权力的争夺和个人的恩怨。黎元洪虽然是靠着武昌首义上位，但众所周知的是，他是被革命士兵强迫参加革命的，因而那些革命党的首领譬如张振武、蒋翊武等人未免对这个逼出来的湖北都督心存蔑视，特别在南北军交战之时，这种情绪更是极易表现出来。

    事实上，湖北那些激进的革命党人如季雨霖、詹大悲、熊秉坤、蔡济民等人在辛亥革命后也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试图从黎元洪手中夺回权力，但他们数次针对湖北当局的暴动都没有成功，譬如“二次革命”期间流产的“改进团”暴动，结果非但没有将黎元洪赶下台，反而被黎元洪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加以严厉镇压，多名革命党起事者未经审判便被枪杀。

    在“改进团”失败后，黎元洪又对湖北的革命党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整肃，当时被杀被捕者不在少数。在黎元洪的威势之下，湖北革命党人纷纷离开武汉，首义之城，也就逐渐沉寂了下去。在赶走了革命党人之后，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也相对稳定了许多。

    尝尽了革命冷暖的孙武则在“群英会”事件后低调了很多，在张振武被杀之后，其革命意志更是日渐消沉。1915年12月，孙武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拿一份闲差的俸禄。袁世凯倒台后，孙武也一度出任过清查督办之类无关紧要的职务，后于1939年11月10日病逝于北京，不问世事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