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摒弃也。”

    后来在护国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当时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国民党内的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行动竟然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直接指斥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权力之争，有人甚至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而“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稍经理性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一言而蔽之，当时的形势与辛亥革命时已大不相同，加上袁世凯的势力比之辛亥更为壮大，除了少数人外，国民党内部对于革命结果也大多不抱希望，党内的军事领袖黄兴后来在南京的不辞而别，或许就是这种态度的体现。

    “二次革命”爆发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及其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袁世凯也是在这种对政府普遍支持的气氛下，以维护中央权威为借口，最终激化了矛盾，引发民国后的第一次战火。所幸的是，这场革命因为没有得到大众的拥护，所以结束得很快。

    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的，“当时的全国各省基本都被当地的土军头所盘据，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统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

    所谓“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社会的动荡反使得人们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由此，袁世凯正好成了全国入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袁世凯能够拨乱反正，尽快恢复秩序，继续过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孙中山等人在他们眼中成为“乱党”，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说“赣宁之役”，既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场尚未完成之战争的继续，但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尽的尾声。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袁世凯所代表的军政集团大获全胜，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们也就噤若寒蝉，唯袁世凯之命是从了。袁世凯本就有统一全国的愿望，如今孙中山号召各省独立，岂非天赐良机？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辛亥革命后，真正统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统治下的那两年。在列强环伺、国弱民穷的险恶局势下，中央集权的确能给国家带来高效率的行政，这个要求也是合乎现实需要的。由此，袁世凯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获得民众的支持，他获得正义性与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众望所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