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名将李宗仁曾在回忆录中说，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学堂总办蔡锷将军。据他所说，蔡锷“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骑马的时候，他不一定从马的侧面攀鞍而上，而是“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在李宗仁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学员们看来，“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经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言及于此，李宗仁忍不住叹道：“我当时能够当上陆小学员，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附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

    所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李宗仁将军所说未免过谦，事实上，他后来所做出的事迹并不比他所崇拜的蔡锷将军更逊色，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这里，笔者却要说说这位把陆小学员们“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的蔡锷蔡将军。

    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的科班生，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货真价实的海归呢。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生于1882年，从小天资聪颖，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读湖南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维新党人谭嗣同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不久，大才子梁启超，这位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虽然蔡锷当时年纪不大，但很快被梁启超发现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杀、梁启超流亡日本，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后来，梁启超得知蔡锷等同学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

    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再次潜回日本并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在梁启超的活动下（为培养蔡锷，梁启超请托于大隈重信为之担保），蔡锷于1903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同时期入学的学员中，蔡锷、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蒋方震后来成为著名的军事教育家，张孝准在毕业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举荐去德国留学四年，但这两人在民国史上均不如蔡锷鼎鼎大名。

    蔡锷回国之际，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毕业生在回国后都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不过袁世凯的北洋陆军对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倒不甚重视，因为他们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反满势力未能介入，这或许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也是一个年轻有为但又好大喜功的人，他主政广西后，锐意延揽新政人才，办起了很多新式学堂，诸如法政学堂、警察学堂、优级师范、陆军小学、陆军测量学堂等等。由此，从日本学成回来但又富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庄蕴宽、钮永建、李书城、蔡锷、尹昌衡、孔庚、赵恒惕等纷纷齐聚桂林（当时的广西首府在桂林，民国陆荣廷主政后迁往南宁），气象为之一新。

    蔡锷当时担任了广西兵备道总办、参谋处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