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大将肖劲光当时也在这里学习（与蒋经国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左权则在毕业后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当时与蒋经国同期来苏联学习的人成百上千，但能进入这样的军校学习的人屈指可数，这显然是苏方有意安排的。

    托玛契夫中央军政学校的学制为三年，在这里，蒋经国受到了系统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他甚至在军事演习中担任了连长、团长和师参谋长，他的毕业论文则是《游击战术》。这个学校的学员均为共产党员，不过蒋经国是唯一的例外。直到1929年，他才成为苏共候补党员，那是在他发表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之后的事情。

    1930年5月，蒋经国毕业后提出了两个申请，一是回国，二是加入红军，但这两个要求都被驳回。在被冷落了一个多月后，蒋经国被任命为列宁大学（前身即为中山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副指导员，并陪同这些即将返回国内的学员前往外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

    在陪同参观的任务完成并回到莫斯科后，很不幸，蒋经国大病了一场，几乎不省人事。在重病中，蒋经国的情绪十分低落，因为在住院期间，只有三个俄国朋友来看过他，而那些所谓的“中国朋友”，一个也没有来过。蒋经国心里很难过，他当时心想：“好几个中国人，口头上说得和我非常亲热，而今日病重如此，没有一个来看我。大概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死了。唉！倘使我在这里死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来送我出葬？”

    可以想象，二十岁的蒋经国身处异国他乡又病得气息奄奄，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此时的孤单和伤感没有人可以诉说，而他与父亲蒋介石之间的直接联系，早已因为政治原因而中断好几年了。

    1930年10月，蒋经国终于病愈出院，随后被分配到迪拿马电器厂做一名学徒。从学校突然转到工厂劳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在做了两天后便腰酸背痛，两只手也肿了起来。更糟糕的是，那时苏联的物质供应十分紧张，面包要配给、鱼肉等更是价高而罕见。蒋经国在《我在苏联的生活》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生活：“今天六点钟就起身，要比平时早起一小时，因为肚饿得睡不着，同时想早起一点到面包店，或可领到今天的面包。六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明，当我到面包店的时候，店门外已经有十多人等在那里了。过了二十分钟，店内的职员出来跟大家说，今天没有面包。大家听了都很平静地散开了。其中一个女子，大概是新到莫斯科来的，她对职员说，昨天我也没有领到面包，请问你昨天和今天的面包票，明天还可以用吗？职员说，面包票只可当日用！”

    蒋经国当时的月薪只有45卢布，不可能有更多钱去买配给外的食品，因而他经常空着肚子工作。为了谋生，他一方面进入夜校进修工程学，另一方面找到一个机会在工厂里教军事课，借以改善地位，增加收入。由于在夜校学到不少知识，工作中的技术也得到提高，五个月后，蒋经国的月薪便提高到105卢布。

    迪拿马电器厂的日子大概是蒋经国第一次过吃苦的生活，他后来颇为感慨地说：“一个人假如没有干过苦活，就没法看透社会的本质，更无从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和工作本身的内在价值。在我看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时我亦深信，我那种生活经验将来会对我有好处。”

    不过，蒋经国的苦日子还在后头。一年后，他因为公开抨击王明而被送到莫斯科区的石可夫村，这是当地最落后的地区。由于当时苏联刚刚实行了农业集体化政策，物质极其匮乏，当地农民对上面派来的干部非常反感。当蒋经国来到村里的第一天，村民们都不理他，有个老农还公开地嘲讽他：“你们是只知道吃面包，而不会耕田的人！”当天晚上，蒋经国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睡在教堂的车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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