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蒋经国随同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与斯大林见过面后，斯大林的秘书送他出来，顺口问道：“你有几年没有来莫斯科了，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蒋经国说：“我今天下午才到莫斯科，晚上就来看你们，所以我还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不过有一件事我要请教你：1931年，我也在这个地方见过斯大林，现在办公室的一切，都和从前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从前斯大林的书桌背后，是挂一张列宁站在坦克车上面，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这次却不见了，换了另外一副彼得大帝的画像。这就是我今天所发现的新事物。”那位秘书听了笑了笑：“当然是新的，此一时彼一时。”

    蒋经国发现的这个细节颇为离奇：跟随列宁推翻沙皇统治的斯大林，怎么会把列宁的油画取下，反而将沙皇的祖宗彼得大帝挂在背后呢？历史的真相往往在于细节的推敲，而这个细微的变化或许预示了这次谈判的艰巨性。

    16世纪以来，沙俄便不断渗透进入西伯利亚，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外蒙古地区产生往来，而早在明朝中期的时候，蒙古便已经分裂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漠南蒙古，即如今的内蒙古；其二是漠北蒙古，即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也称喀尔喀蒙古；其三为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在清军入关的时候，塞北的蒙族被编成“蒙古八旗”，为清廷打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也与满人一样享有特权（譬如汉人的功臣曾国藩、李鸿章等，最高也只能封侯；而蒙古人则可以封王、封公，如僧格林沁就受封亲王）。

    在康熙年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在首领噶尔丹率领下，一举控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三部（和硕特、杜尔伯特及土尔扈特）并试图吞并喀尔喀蒙古三部（即札萨克图、车臣和土谢图），颇有称霸蒙古、问鼎中原的企图，一时成为清廷的心腹大患。所幸当时康熙年富力强，在数次亲率清军西征后，噶尔丹部被彻底击败，而喀尔喀蒙古也由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早已归附清廷）。由于当时的外蒙分为土谢图、车臣及札萨克图三部，清廷便也在行政上分为三个中心，即库伦（今乌兰巴托）、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分别设置了两位办事大臣及乌里雅苏台将军进行管辖。

    就在康熙大军与噶尔丹部恶战之时，沙俄也在旁边虎视眈眈，但因为噶尔丹失败过速而计不得逞。1727年，也就是彼得大帝死后的第三年，中俄签定《布连斯奇条约》约定两国在西北地区的边界（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东北边界），即以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今属俄罗斯）至额尔古纳河一线为界，以北归俄国，以南归中国，由此确定外蒙古归属中国，而沙俄则取得了在恰克图和外蒙古地区通商贸易的权利。

    但是，随着沙俄势力的不断膨胀而清廷的不断式微，沙皇对外蒙古的野心也就越来越明显。由于蒙古部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因此蒙族上层大多居住在京城，在嘉庆道光年后，沙俄便开始勾结蒙古部的活佛，试图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

    庚子年后，清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当时的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此人乃蒙古正白旗人，汉姓张，字六桥）也在蒙古大力推行教育普及、移民实边、开放屯垦、编练新军等新政，由于行事过于操切，结果引起了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等僧俗封建领主的反感并促使他们产生了投靠沙俄的念头。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刻插手外蒙事务，策动喇嘛王公们“独立”。1911年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在沙俄驻库伦领事的策动下建立“大蒙古国”，随后又在沙俄哥萨克骑兵的帮助下，将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及其他文武官员驱逐出库伦。当时三多只有200名士兵，而俄国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已派兵千余名进入外蒙，在这种情况下，三多及随从被解除武装并押送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