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始终未敢越雷池半步。在美国求学期间，胡适曾遇到韦莲司，又曾遇到莎菲女士陈衡哲，但胡适毕竟是个“胆小的君子”，发之以情，束之以礼，即便心中有爱，但也只能私心怀慕而已。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1923年夏天，刚过而立之年的胡适到杭州烟霞洞疗养，遇上了当年婚礼上的小伴娘曹佩声。曹佩声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比胡适小十岁，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而胡适是乡里的大名人，两人在美丽的西子湖相遇，摩擦出一段悱恻的爱情。可惜的是，此时的他们，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曹佩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毅然与丈夫离婚，而胡适却顾及家庭及名声，没敢采取果断的行动，最终令曹佩声独居终生，而胡适也只能把这份情感深埋于心。

    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当时得知了此事，她虽然是一个旧时代的妇女，但并不是一个软弱可欺的女子，某次为此事争吵中，她在愤怒之下竟拿起裁纸刀向胡适掷去，幸未得中。胡适对这个太太，其实是心存畏惧的，因为江冬秀颇喜吵闹，而胡适为人谦和，加上小时候所受的刺激，他最不愿意的事情就是与人吵架，因而只能不断忍让，委曲求全。

    不过，胡太太也不是一无是处。她虽然文化程度很低，但管理家务却是一把好手，而且做得一手好菜（最善做安徽锅），家中请客，常常是胡太太一手包办，既经济又实惠，令胡适也脸上有光（一个好太太，关键要管住男人的胃嘛）。胡太太喜欢热闹，爱打牌打麻将，家中经常是牌友不断，她对丈夫的学问一无所知，不过在家中书架上，金庸的小说倒是与胡适的著作同排并列，这也是她的最爱。

    金庸是通俗文学的大师，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其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化（或者说文字工具的通俗化、简单化、普及化）。在胡适看来，文言文在一个走向现代的社会中基本就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受众面太窄，是国民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障碍。因此，他提出了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摹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

    1917年1月，胡适将这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即《文学改良刍议》，这既是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发难信号”，在当时的文化界及思想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新青年》主编陈独秀随即发表《文学革命论》加以响应，而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也纷纷撰文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为阐明自己的观点，胡适还曾写过一首妙趣横生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为哥大给胡适作口述自传时，胡适鉴于唐德刚喜欢用文白相间的行文，连连叮嘱：“不要用文言，不要用文言！”唐德刚笑道：“胡先生，文言、白话，新诗、旧诗，翻成英文都一样啊！”胡适听后若有所悟：“这倒是真的，这倒是真的！”

    有一点必须指明的是，胡适并不是一个完全背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譬如当时有人提要完全摒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来代替，胡适就不以为然。曾有人问他，“汉字要不要改革？”胡适说，“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人家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适则说：“兹事体大！兹事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