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尽管西医已经进入中国数十年，但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服务的，仍旧是传统的中医。有意思的是，不到一百年，中医与西医的地位正好换了个，如今是西医当道而中医式微，这其中的种种缘由，颇多可探讨之处。

    几千年来，中医是中国人唯一的治疗手段，国人对此有着极深厚的感情与信任感，而对于西医，往往是到了非常时刻、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才加以尝试。如同许多新事物一样，国人对西医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是西医在中国数十年不能够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当时的大多数西医眼中，传统而落后的中医必然会随着不可阻碍的医学发展而逐渐走向自然衰亡，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西医初入中国的很长一段时期不是这样。1935年，上海的名西医伍连德不得不沮丧地认为，每八个病人中，大概只有一个愿意就诊西医。和中医相比，西医在费用上更高，但这并不是阻碍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关键问题还在于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正因为如此，西医界人士在民国成立以后开始寻求政治资源的支持来扩展西医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引发了中西医之间的激烈冲突。

    最早谈到中医药废除问题的，是1913年9月就任教育部长的汪大燮。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汪大燮的话引发了中医药界人士的强烈抗议，1914年11月，来自全国十九个省的中医代表团来到北平向国务院和教育部请愿，要求政府抛弃废除中医药的政策。后来，废除中医及中医教育的动议也就不了了之。

    1925年孙中山北上就医之时，中西医之争再度兴起。孙中山的肝癌病情此时已到晚期，在治疗方案上也出现了两种声音，其中以张静江为首的一些人见放疗的效果不大，因而极力主张请中医治疗，宋庆龄等人也都赞成。但是，汤尔和等西医坚决反对中医疗法，其所在的协和医院（西医院）也态度强硬地声称，如果要服用中药，就必须搬出医院，即便显贵如孙中山者，也不能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因病情加重而于2月18日搬出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由中医治疗。著名中医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人曾共同诊视一周，并开出方剂，孙中山在服药两剂后情况有所好转，当时的外籍西医也对此予以承认。但数日后，孙中山又停止服用中药而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

    民国成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及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批判，作为传统之一的中医也在这场“全盘西化”的浪潮中遭受重创。胡适早年就批评中医“毫无学理，不足为法”；鲁迅则说，“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傅斯年在1934年撰文：“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新派知识分子们与传统决绝的态度，无疑令社会舆论变得更加不理性，以至于后来还出现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惊世骇俗之言论。

    以孙中山的地位和威望，其病情的发展、采用的疗法及疗效，足以成为当时中西医界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有意思的是，孙中山与鲁迅之前都曾学习西医，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成功的医生而是投入到“医世救国”的更大事业中，由此，其对中医的排斥也就并不奇怪了。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成立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突然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余云岫提出）、《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共四个“废止中医”的提案，这四个提案最后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主要内容是：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1940年）底为止；禁止旧医学校；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