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民国“反中医”的吊诡与抗争
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例如癌病,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
民国初年,一些新生的流派或主义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自封为“科学、民主、革命”的代表,然后动辄给反对派及不同意见者扣上“迷信、保守、反动”的大帽子,以为这样就代表了进步的潮流,实际上这种事前假定的正确和不容讨论的专横,往往起到适得其反甚至反动倒退的效果。汪精卫的最后一句话,指斥的就是这种不理性的现象,这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对具体科学的讨论而上升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的层面了。
但几年以后,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突然判若两人,而其态度的转变可能与褚民谊有关。褚民谊是汪精卫最得力的亲信,其老婆也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人。据传,此女相貌丑陋,仪态庸俗,当时只是陈璧君的一个丫头,不知为何会跟褚民谊搞上。有人说,褚民谊因经常出入汪公馆,自己行为不检点而搞大人家的肚子,最后在陈璧君的逼迫之下才不得不结婚。褚民谊本人有才华而且很会玩,但他从来不带老婆出席正式场合……实事求是地说,褚民谊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点吃亏,但其慑于汪、陈的势力,也只好忍气吞声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在废止中医药的消息传开后,就像一颗火星溅到了油锅中,顿时医界鼎沸,社会震动,舆论一片哗然。令西医派没有想到的是,中医界的反应极为迅速有力。在上海著名中医丁仲英、谢利恒的领导下,年轻的中医张赞臣、陈存仁利用他们开办的《医界春秋》杂志及《康健报》发行网络,向中医界发出召开全国联合抗议大会的呼吁,并很快得到各地中医组织的积极回应。半个月后,全国各地的中医代表281人聚集上海,并于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抗争大会。当天,全上海的三千中医停诊,九百家药店停业,中医学校及药业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各地代表群情激奋,有的甚至是声泪俱下,因为北洋时期的中西医争论还仅限于打嘴仗,但这次却要来真格的,一旦提案通过,那中医、中药产业及其相关从业者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尽管余云岫试图用“废医存药”的策略来分化中医和中药,但中药界很快识破了其伎俩,如当时上海中医学会的成员陆士谔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医国药之关系,有若唇齿,国医今日亡,国药即今日亡”,如果禁止中医的话,谁还会光顾全国数十万家中药店呢?西医能够开中药处方吗?
中医抗争大会非但得到了中药业界的全力支持,其他的商会组织如上海总商会、全国商业联合会、国货维持会等也都表示支持。当时的舆论对此也极为关注,中西医界各派出文笔甚佳的代表在报纸上大打笔仗,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使得争论陷入了白热化。
在争论最高潮的时候,褚民谊甚至亲自出马,写下长文为“废止中医”政策辩护,而《申报》编辑在接到这位中央委员的文章后(必须头版刊登),考虑到中医的弱势地位,事前将文章透露给上海中医界的笔杆子陈存仁,让他也在当天写下文章进行反驳,结果两篇文章同时刊登,互打擂台。一个年轻的医生发表反驳中央委员的文章,这在当时是极为轰动的。
共同的威胁使得一向单打独斗的中医界和中药界团结起来,并创立了统一的组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3月20日,在抗争大会闭幕后,联合会决议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并推出5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由此走出了抗争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