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

    更奇妙的是，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别人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这位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另有一位名叫邹永成的革命者，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极为绝望，写了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诗云：“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

    民国初年的奇女子沈佩贞，最初是追求革命的，但在同盟会及革命党失势之后便投靠了北洋系的当权人物，她先傍上了步军统领江朝宗并认其为“义父”，随后又认当时炙手可热的“御干儿”段芝贵为“叔父”，为帝制运动相奔走。沈佩贞女士性情豪放，这“父女”、“叔侄”间的关系嘛，自然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借着这两位大佬的引见，沈佩贞后来竟自称是“总统门生”，摇身一变成为鼓吹帝制的女界先锋。

    上海有一《神州报》，办报人汪彭年因选举众议院议员而留滞北京，不得已而在京遥相指挥报务。由于沈佩贞女士的作风一向豪放，后来她在醒春居行酒令的艳事便被《神州报》添油加醋地连刊三日，其丑态尽现无遗，舆论界一片哗然，争相登载，一时引为笑谈。沈佩贞得知后大怒，随即要求汪彭年请酒登报认罪，汪彭年非但不听，反而继续在报上揭其阴私，甚至把江朝宗、段芝贵等要人也牵扯了进去。沈佩贞也不是吃素的，她随后亲率“女志士”刘四奶奶、朱三小姐等二十余人，再加上江朝宗派来的卫士，诸多人等一起前往汪彭年的住所施威。

    汪彭年提前得到了消息躲避在外，等沈佩贞等人到了后，“女志士”们一拥而上，把汪家厅堂上的瓶瓶罐罐一律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捶桌大骂，非要把汪彭年等来与之算账不可。这时，时任参政院参政的江西籍议员郭同正好借住在汪彭年家的书房，他见沈佩贞一帮人在汪家撒野，于是出来与这些人理论。沈佩贞正愁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于是又率领女豪杰们冲进郭同所住的书房，捣了个满地狼藉。

    郭同大怒之下，对这些人破口大骂，但郭同只是文人一个，哪里敌得过众多女豪杰的粉拳。只见这帮人蜂拥而上，有扯住郭同头发的，有揪住郭的耳朵甚至鼻子的，还有扭着郭同的手、抱着郭同腿的，众女豪杰一起用力举起，大呼“滚去”，郭同便被丢进了院子的丹墀之中，连裤腰带也被挣断。

    这时，汪彭年的朋友、曾在议会中乱扔墨水盒的议员刘某正好路过，他见沈佩贞等人在此胡闹，便拉住沈佩贞问：“你们这些人，也不注意点影响，为了啥事在这演王妈妈骂街的丑戏啊？”沈佩贞说：“你是个正经人，我告诉你，汪彭年在《神州报》登载我等在醒春居行酒令事，对我们故意造谣丑化，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名誉。”刘某问：“那你们打郭同干啥？”酒令参与者刘四奶奶挤过来说：“汪彭年躲了，郭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