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政治立场上多倾向于实用主义，对于《临时约法》和后面的《天坛宪草》在行政权上的束缚，袁世凯何尝不是感到极其痛苦并试图有所补救。

    但在袁世凯的修宪要求被制宪会议拒绝后，形势便急转直下。事实上，袁世凯提出的修正案类似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即扩大了总统的权力而适当缩小了议会的权力，因为二战前法国的议会内阁制中议会的权力太大，议会频频“倒阁”，导致政局混乱，这未必是个好制度呢。

    事实证明，现在法国的半总统制既造就了一个相对强势的总统，也产生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有效的内阁，这种权力的平衡比单纯的内阁制和总统制来得更加符合实际。要是当时制宪会议慎重的考虑下袁世凯的意见，说不定民国率先发展出法国式的半总统制，这未尝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可惜的是，制宪会议中的议员们明显缺乏政治经验和妥协的意识，他们试图按照自己对民主共和的理解来制定一个宪法的美好蓝图，丝毫不考虑当时最具实力的北洋军政集团的利益和诉求，这样蛮干岂能不失败？要知道，民主的真谛本就是妥协，需要在有风度的对抗中进行经过反复多次的均衡博弈，这才能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制度性安排。

    那些制宪会议的议员们实在是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在71名制宪会议的议员中，40岁以下的议员占到94％，而35岁以下的又占到68％，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只有留学或者革命的经历，不但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就连一般的社会经验也严重缺乏。这些人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按照教科书制定宪法，即使这个宪法再完美，但不符合实际情况又不具备可操作性，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教条主义不但会害死人，而且会害几代人呢！

    等到国会被解散、《天坛宪草》无限期的搁置后，不仅国会的制宪活动被中断，就连国会也是皮之不存。由此，民国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便开始进入了袁世凯的威权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