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臣考察宪政，据说交差的调研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杨度的手笔。

    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不过，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杨度并没有与之同进退，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为官。等到袁世凯复出并就任大总统后，杨度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这时也敏锐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阴谋，随后两人便很快气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总统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杨度见了这四个字，既喜又忧，喜的是袁总统还认可他这个人才，但忧的是他在袁总统的眼中只是个“旷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这也是杨度急于表现的原因吧。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党了。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务，这次杨度发起筹安会，孙毓筠也是积极响应，并担任了会中的副理事长。

    胡瑛是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是同乡，他也是个老革命党，曾在1905年的时候与革命烈士吴樾密谋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事情没有办好，吴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则亡命东京，并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胡瑛又回国参加日知会，与黄兴等人密谋举行长沙起义，但因事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胡瑛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占据烟台一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胡瑛被解除都督职务，被委以陕甘经略使、青海屯垦使之类的虚职。好在胡瑛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是也列名于“六君子”之一。

    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与陈其美一起组织了上海起义，并出任吴淞军政府都督。由于与陈其美关系不和，李燮和随后又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也曾为共和革命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如今却摇身一变，反水投靠帝党，真是令人慨叹人间易变、世事无常。想必是对革命前途极度失望并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吧，因此这三人穷而思变，虽被革命朋友视之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至于严复与刘师培，那都是当时学界的国家级大师，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来掺和这趟浑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严复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业上比北洋舰队中的那些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要更胜一筹，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可惜学成后没能调入北洋舰队，而是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鸿章认为最优秀的学员上战场冲杀是一种浪费，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严复极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学一样，或在黄海大战中葬身鱼腹，为国捐躯；或在威海兵败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严复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此时的副总统黎元洪还是他的学生呢。甲午战败后，严复也就绝意海军，改而从事翻译著述事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等，都是出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