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提出联合劝告，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南北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势力也不好过分的主张武力统一，而西南军阀也对冯国璋的和平法令表示拥护，南北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民所乐于看见并寄以厚望的明智之举。所幸的是，当时西南五省在将孙中山排挤走之后，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军政府主席，而徐世昌与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对南北和谈的组织大有帮助。

    在经过一番的争执和妥协后，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正式召开南北议和会议，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谈（前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由于参加这次和会的南北代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其背后的利益代表更是错综纠葛，是否能谈出点实质成果来，还真不好说。

    先来看下双方代表名单：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代表徐世昌），其他代表方枢（安福系）、吴鼎昌（安福系）、江绍杰（安福系）、施愚（直系）、王克敏（直系）、汪有龄（交通系）、刘恩格（奉系）、李国珍（研究系）、徐佛苏（研究系）共10人；

    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广州军政府）、章士钊（岑春煊之政学会）、胡汉民（国民党）、缪嘉寿（云南）、曾彦（广西）、郭椿森（政学会）、刘光烈（四川）、王伯群（贵州）、彭允彝（湖南）、饶鸣銮（福建及海军）、李述膺（陕西）共11人。

    双方的谈判队伍固然强大，但并不团结，也不统一，当时人称之为“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复不合”，此话倒是一语中的。

    在北方的谈判团中，其实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们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利益，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段祺瑞，大总统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团更加分散，他们分别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势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盘，唯独在反对段祺瑞的问题上倒是齐心协力，意见一致。

    说句实话，大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钱能训倒是希望和谈能有成果，但主导和谈的都是那些枪把子，他们俩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事情确实不好办哪。这不，和谈一开始，南方总代表便提出一个要求，要将陕西督军陈树藩撤去。北方代表听后，颇感诧异，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原来，南方树起“护法”大旗后，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大胡子大书法家于右任便响应号召，潜回老家陕西三原与同志井勿幕、胡景翼、张钫等人策划起兵，拉起陕西靖国军的大旗。陕西督军陈树藩岂容革命党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随即便以“剿匪”的名义前来进攻，双方好一阵厮杀，不料靖国军的杨虎城部却十分神勇，硬是将陈督军的威风给打了回去……这位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名扬天下的杨虎城将军，当时才二十五岁呢。

    陈树藩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因而后来便有其他友军开进陕西帮助“剿匪”，但此时正好南北开谈，南方自然是站在陕西靖国军的一边，他们将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既然是和谈，怎么能让那边还打着呢？这气氛太不和谐了嘛！

    北方代表一听也觉得在理，总不能一边战火四起、硝烟弥漫，而另一边绅士们还装模作样的故作和谈吧？这样也显得太没有诚意了。于是，南北双方接受了调停人、江苏督军李纯的意见：陕西境内双方的军队均停止前进，援军撤回，南北双方都派员到陕西监督停战……现在联合国维和搞的不也是这一套？

    在陕西暂时停战后，南北和谈步入正题，北方代表提出西南各省撤销军政府，全国归于一统；而南方代表则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从法统上来讲，北方代表的提议名正言顺，毕竟他们人多省众，又占住北京，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会，由它一统也说得过去。但从道义上来说，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