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会等成员都纷纷加入，干事会还分设了总务、文书、交际、纠察、讲演等部门，准备扩大罢课，以营救被捕的同学。

    5日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代表召集会议，宣布从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因为学校地处偏远，前一天没有参加游行的清华学校也召开学生大会，并宣布此后与其他学校一致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学界的十几个学校也成立了“校长团”，以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由于担心学生会更大规模的参加在7日举行的国民大会，警察总监吴炳湘答应释放被捕学生，但作为交还条件，那就是学生必须在7日复课。在蔡元培等人的劝说下，学生们重返课堂，而被捕学生也在当天上午被释放。为了庆祝被捕学生重获自由，干事会还特意弄了三辆小汽车去接回那些学生。回到北大后，大家又搬出五张方桌，将被捕的学生请上合影留念，也算是运动的小小胜利。

    那有人或许要问，那三个被学生指名要诛杀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他们是何等来历，又犯下了何等罪行呢？

    据称，曹汝霖在学生把他的宅子烧掉后为他当年的所为自辩说，“不敢言功，何缘见罪”；而陆宗舆也是满腹牢骚，“百思不得其故”；无故挨了一顿打的章宗祥则提出辞呈，称“所有办理中日交涉事宜，无一不恪遵政府训令，往来文电，有案可稽”……我等三人不过是主事人，“卖国”大帽，如何能全落到我们的头上呢？

    若把曹、陆、章三人的生平履历捋一遍，这三位均可算得上是我国优秀人才，标标准准的海归派。最有意思的是，三人不但籍贯接近，而且生平和颇为类似。譬如曹汝霖，他原籍浙江，生于上海，清末赴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政科。回国后，曹汝霖参加了留学生考试并勇夺第二名，被钦定为“洋翰林”。随后，曹汝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并成为了袁世凯的亲信。

    陆宗舆是浙江海宁人，清末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参加留学生考试获举人出身。陆宗舆曾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徐世昌所赏识，后来也成为了北洋系的一员。章宗祥则是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获进士出身，为袁世凯所赏识，并与曹汝霖、陆宗舆一起参与了清末立宪活动。

    清廷覆灭后，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均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手下出任要员，其中也因为职务的缘故，参与了卖国行为，譬如曹汝霖做过外交总长与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的签约代表；陆宗舆则是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时任驻日公使。

    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不找你们三个找谁？

    最可逗的是，在五四的风潮中，章宗祥与陆宗舆均被家乡父老开除乡籍，成了中国“没有籍贯”的人。当然，其中最倒霉的是章宗祥，在不久前的四月中旬，当他从日本启程回国时，有很多日本政界要人和驻日外交界人士到东京火车站送他，不料忽然来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章宗祥本以为他们也是来欢送的，谁知道这些人却把写了“卖国贼”、“祸国”等字的送丧白旗抛进车中，还大呼道：“章宗祥、章公使，你既喜卖国，为何不卖妻？”

    听了这话，章宗祥顿时脸红如猪肝，章夫人也是气得花枝乱颤、两眼含泪。

    后来，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坦陈：“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诚然，在主理卖国事务的时候，来往电文均有据可查，毕竟卖国事大，也不是这“三贼”能私下卖得了的。但是，在经过了“五四”被罢官风潮后的一段沉寂后，这三人在日本侵华时期再做冯妇并分别出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