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充当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而改由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出任热河都统，张作霖这才算出了口气。

    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再次爆发，各省军阀纷纷来京索要所欠军饷，内阁总理靳云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只得坚决辞去总理一职。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张作霖把洪宪帝制的罪魁、安福系的骨干梁士诒推了出来，而徐世昌也希望借这个财神的善舞之袖，渡过当前的危机。曹锟、吴佩孚原本是不同意梁士诒组阁的，但梁士诒答应上任后先解决直系军队的军饷问题，这才勉强同意。

    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上任之后，梁财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进行借债，拆东墙补西墙而已（当然，此等拆挡之法，亦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至于梁士诒内阁借债的对象，肯定又是日本无疑。

    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在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原皖系的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人，接着，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其目的便是向日本借债。由于借债一时不易，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300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等人对梁士诒恶感倍增，随后便寻机倒阁。

    这时，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悬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在一番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但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在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

    由于梁士诒急于借债，对此条件满口应允，但消息公布之后，遭到了吴佩孚的激烈抨击，说梁内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不异于李完用、张邦昌之流。数天后，吴佩孚再次攻击梁士诒，并称“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还杀气腾腾的表示要“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随即发表通电支持梁内阁，并指斥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而吴佩孚更加咄咄逼人，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梁士诒的戏也无法再唱下去了。好在梁财神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难而退，在组阁不到一个月便告假出京，做了缩头乌龟。

    在电报战中，张作霖非但没有占得上风，反而屡次被吴佩孚用“爱国大义”这个独门暗器点中要害，不免有些恼羞成怒，要耍起胡子作风蛮干了。好在这时皖系也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奉系和皖系及其孙中山革命党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

    大总统徐世昌见这些武夫又要动刀动枪，不免有些着急，但他又没有什么实质性办法去约束这些人，只好请出北洋系的元老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大佬，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再次大功干戈。

    几个和事佬的劝导固然给双方消了点气，但更重要的是，双方还没有到彻底决裂的地步。在张作霖这边，想象中的反直系三角联盟因为各种原因而化为泡影，而曹锟终究是个忠厚人，他也不想和张亲家撕破脸皮，因为对吴佩孚多有约束。

    1922年3月中旬，曹锟派弟弟曹锐去奉天给张作霖祝寿，顺便也探探张作霖到底是怎样的底牌。但是，曹锐到了奉天之后，张作霖对军政事务避而不谈，只是派部下孙烈臣来问：“咱们大帅想请教曹四爷，到底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

    曹锐听出了话中的意思，加上他一向对吴佩孚的作风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回答说：“请转告张大帅，我们曹家兄弟是不会做对不起亲戚的事的！”

    到这时，张作霖才提出了他的要求，那就是：1．梁士诒销假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