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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东北王厉兵秣马,直奉再战
公正待遇而感到十分不满,因而并不愿意为吴佩孚卖命。而曹锟手下的大将王承斌也因为兵权被削夺而心怀不满,加上他与孙岳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第二期同学,因而也在关键时候与冯玉祥等人联合起来,反对吴佩孚。

    早在直奉大战之前,冯玉祥已经和奉军张作霖接洽,据称张作霖给了冯玉祥“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双方达成协议,互不进攻,共同倒吴。由此,冯玉祥的部队虽然开出北京,但屡屡以粮饷准备不足、前方需要修路等借口而迟迟不肯进军,到达战场也并不与奉军交战,这使得奉军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吴佩孚打算用冯玉祥所部侧击奉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最开始的时候,冯玉祥还只是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假如吴佩孚在山海关取得胜利并进军关东的话,冯玉祥部将按照之前的计划出击热河北部,与吴军夹击奉军;如果奉军攻破山海关挺进关内的话,冯玉祥将回师北京,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与奉军一起夹击吴军。

    这时,一个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这事得从吴佩孚的参谋长说起。1923年的时候,吴佩孚的原参谋长李倬章调任河南省长,遗缺由参谋处长张方严接任。张方严自知能力不行,便向吴佩孚请辞,说:“我的军事学不行,政治、经济、外交都很幼稚,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请大帅另委贤能吧!”

    吴佩孚听后,哈哈一笑,说:“张良、韩信,我自任之。一不用你替我拟军事计划,而不用你到前线指挥军队,更不用你带兵去冲锋陷阵。你只要谨谨慎慎的跟着我,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如此,张方严还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感谢“大帅栽培”了。

    于是,张方严便像影子一样跟在吴佩孚的后面,从来没有做过参谋长出谋划策的事情,因此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这哪里是参谋长?分明就是个高级副官嘛!”

    而恰恰是这位从不出谋划策的参谋长,偏在直奉大战最激烈的时候自作主张了一次,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直军开了一张送死的药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去了,而张方严在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摊。这时,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而正好靳云鹗部有两个旅开到并准备到营口登陆的,张方严觉得预备队陕军张治公部战斗力不强,于是想让这两个旅前去支援,但靳云鹗的旅长看不起张参谋长,便推脱说:“我们另有任务,你直接跟我们头儿说吧!”

    军情急如星火,张方严一时间又找不到靳云鹗,于是只能发电报给援军总司令张福来速调军队前来支援。电报发出后,张方严又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他突然想起第三军冯玉祥部尚未发动战争,于是又给冯玉祥发去一个电报,说:“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并希望冯玉祥赶紧出兵夹击奉军,以奏大功。

    冯玉祥本来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间,张方严的电报来了,于是冯玉祥判定吴军一定不行了,于是断然决定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这下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达三万余人。经此大败之后,吴佩孚率数万残兵败将连战连退,而冯玉祥等部又向东进军包抄,吴佩孚最后剩下数千兵卒退守天津,最终浮海逃遁,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而告终,张作霖也算报了一箭之仇。

    各位,关于张参谋长的故事,可千万别以为笔者说的是野史,要知道,这封电报之事乃是实实在在、有据可查之事,决无半点的捏造与夸大。事实上,历史有时候就是由细节决定,而细节的偶然性和非理性恰好在关键时候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和发展……当人们在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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