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一尽，各庙宇会馆等公共场所的门窗梁柱也被拆卸一空。解围后，城中垃圾堆积如山，粪便遍地，此后数年都瘟疫蔓延，信阳人苦之！

    河南战事结束后，吴佩孚委任寇英杰为河南督办，靳云鹗为河南省长，算是拿回了自己的老地盘了。在此之前，一度背吴的湖北督办萧耀南在1926年2月14日（这一天恰好是正月初一）暴病身亡（传为吴毒死），其遗缺由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继任，这也是吴佩孚的心腹。

    河南战场消灭了国民二军，但这只是小战场，真正的主力决战还在奉军、直鲁联军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最终对决上。1926年3月上旬，直鲁联军在天津以南与国民军重开战火，战斗极为激烈。为充分利用自己的海军优势，直鲁联军派遣渤海舰队前往大沽口袭扰并设法登陆，以截断国民军的后路。

    国民军为防止直鲁联军利用外国船只做掩护进行登陆，随后封锁了大沽口一带海面，并熄掉航标灯、设下水雷，以禁止船只通过。国民军的行为立刻遭到了列强外交当局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国民军的行为违反了《辛丑条约》中的天津港不设防的规定，并要求交战双方立刻停止军事行动。

    在中外争端纷纷扰扰间，强悍的武夫们并没有被帝国主义的虚声恫吓所吓倒，因而战争也仍旧在继续进行。3月下旬，奉军与吴军分别在南北两个方向发起猛攻，以策应中路的天津之战。在奉军的猛烈攻击下，国民军节节败退，相继退出了滦州、唐山等地，而吴佩孚的军队也北上占领了石家庄，直逼京畿。

    就在这时，一向喜欢落井下石的山西督办阎锡山也趁机出兵京汉路，威胁国民军的后路，这下国民军立刻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之中。3月21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国民军将领发表求和通电，并于次日下令总退却，将津浦线、京汉线的所有军队全部撤到京畿一带，直鲁联军也就此夺下天津。

    在奉军、直鲁联军、吴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国民军试图拉拢吴佩孚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势力，而吴佩孚所部的靳云鹗等人也认为奉系是最大的敌人，他们重新主张最初提出的“联冯讨奉”之策，但吴佩孚心里太恨国民军了，他非但拒绝了靳云鹗的提议，对前来议和的国民军代表也只有一句话：“除了缴械，别无其他办法。”

    4月15日，奉军占领通州，直鲁联军进占北京南苑，吴佩孚的部队也抵达了西苑，此时国民军已经大势已去，如果再不撤退的话，真的要全军覆没了。就在当日，国民军余部撤出北京，退往南口。

    国民军虽然退出了北京，但实力尚在，张作霖和吴佩孚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为了防御张作霖、吴佩孚军队的进攻，张之江将在南口一线的国民军分为两路：东路军总司令鹿钟麟，率郑金声、方振武、徐永昌等部防守多伦至南口一线；西路军总司令宋哲元，率韩复榘、石友三、石敬亭等部防守晋北一带，并对阎锡山的晋军采取攻势。

    国民军被直奉联军打败，便要西进夺取山西地盘，这下把一向喜欢搞机会主义的阎锡山给吓慌了手脚。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后便盘据山西十多年，为了防止外省势力进入，他连山西的铁轨都搞成了窄轨，目的就是防止外省军队长驱直入。但是，此刻国民军慌不择路，阎锡山虽然“我不犯人”，可国民军却“人要犯我”，如之奈何？

    阎老西的晋军战斗力显然和国民军不是一个档次，石友三、韩复榘部随后便轻松的攻入大同、雁门关一带，这下可把老阎给急坏了。好在这时奉军和吴佩孚的直军已经解决了内部的危机，可以随时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进攻了，这才把阎锡山从危局中救出。

    原来，在国民军在山西攻城拔寨的时候，张作霖的奉系与吴佩孚的直系内部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反对继续进攻国民军，这就是直鲁联军的李景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