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期内支付完毕。当时就有报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场已经成为全民豪赌的赌场。

    日本东亚同文会的统计表明，上海橡胶股票的投资总额约为6000万两。其中，中国人的投资额约占70％～80％，在4000万两以上，将近大清国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尽管内忧外患，在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后接连创下了国家赔款的历史纪录，并且在可以预计的人类历史范围内将继续保持这一纪录，大清国却依然是一只令全世界资本都垂涎欲滴的、能下金蛋的鸡。

    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来，股市就一直是张巨大的麻将桌。无论国有企业、公私合营（官督商办）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变着花样坐庄，“糊”天“糊”地、胡搞一通，根本没有人去关注诸如企业管理、财务状况等基本面，企业本身无非成了赌局的筹码。按照当时报刊所描摹的，华人购买股票“无异乎卖空买空，原价购来，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贪小利者，或乘其贵而售去，俟其贱而又买进。若其所创之业实系一无依据，则既贱之后必不复贵，有因此而丧资者矣”。股民们“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分，则无论何如竞往附股……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何，则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

    中国历来便有所谓“官利”制度。不管公司业绩如何，股东都可以旱涝保收地获得“官利”（股息），投资者实际上将自己看做债主而非股东，投资行为则被许多人看做是借贷行为。包括川路公司，尽管股本来自巧取豪夺，却也向股东们既支付股息又支付红利（当然无法兑现）。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官利制度，一直贯穿在晚清和民国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写入了民国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资者没有动力，也不习惯去过问乃至监督公司的运营。而同样的，在上海这一由洋人管理的证券市场中，虽没有了官利，但被人为哄抬起来的疯狂股价，令只熟悉官利制度的大清股民们忘乎所以了。

    人人都讲求“短、平、快”捞一把，社会整体信用的严重缺失，不仅没有通过股市得到缓和，反而将股市带动成了一个赌场。“宁可一人养一鸡，不可数人牵一牛”，大清国虽然股民众多，“炒股炒成股东”却依然是人生悲剧之一，远比“炒房炒成房东”等其他悲剧更为主流。“奸狡之徒，倚官仗势，招股既成，视如己物，大权独揽，恣意侵吞，酒地花天，挥霍如粪土。驯至大局破坏，不可收拾，巨万资金，化为乌有，甘受众人唾骂。公司招股之流弊一至于此，于是人人视为畏途。”在人们踊跃乃至疯狂炒作股票的背后，其实依然是视股东为畏途的投机心态。

    在那极为有限的主权保卫下，大清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策马扬鞭的牧场。而在腐败的国内政治诱导和逼迫下，大量的民间资本、国有资金，甚至借贷资金，或主动或被动地通过众多的银行钱庄票号涌向租界，一方面寻求在黄龙旗下无法获得的安全，另一方面涌入股市争相攫取暴利，并通过租界内的上海证交所与世界接轨。

    美梦尽头是梦魇

    股市崩盘，钱庄倒闭，政府救市，很多损失还是无法挽回。川汉铁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作为川路公司CFO（总收支）的施典章，原想通过盘活350万的公款而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但是，巨款亏了……

    资本市场永远是强者的游戏。1910年6月，就在所有人都在热议着上海股市何时达到下一个高峰时，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

    疾奔的牛突然变身成了熊，国际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交易市场上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