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之妄想发财者，至于荡产倾家，而祸犹未已，害中于金融而毒波于外埠，风潮所激荡，乃至市面岌岌不可以终日，亦可谓大惩而大诫者矣。顾以吾民之愚而无远虑，一闻横财之来，辄心旌摇摇而不能自主，虽明知其有无穷之害，而以利令智昏故，终思姑为万一之谋，今纵其创已甚，而他日未必能痛定思痛也，嗟乎，民智未开，民德未进，祸患可以易端，而无由禁绝，可悲而可痛者，夫岂止此橡皮风潮而已哉！”

    在正元钱庄停业的当日，上海市政府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破产，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政府，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8月17日，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被捕，但在美方压力下，只能关押在租界法院，美英等国领事出面，以陈为外商公司重要雇员，尚有许多未了事宜，不仅拒绝将陈逸卿引渡给中国方面，而且拒绝了中方提出在租界法院共同提审的要求。

    和陈逸卿一样，享受到洋人保护的，还有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总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总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寒流中，情知不妙的施典章一面准备着外逃，一面还想继续挣扎。陈逸卿被捕后，施典章居然还给蔡乃煌写信，要求释放陈逸卿。施典章显然高估了自己在上海官场上的影响力。蔡乃煌不仅没买他的账，反而指出施典章本人在多年的资本经营中有欺诈的嫌疑，要求川路公司派人追查。

    陈逸卿被捕后，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被关押在更为“文明”的租界法院，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自杀身亡了，据说是服毒。这下，包括施典章在内，很多人挽回损失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1910年10月8日，一个更大的打击冲击全国。

    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有着17家分行的源丰润——此前似乎并未受到橡胶股票风潮的影响——突然倒闭，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2000万两。上海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形势陡然变得十分严峻，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牛的钱庄，老板严义彬不仅有官方背景，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