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时，他就成为该公司的首任“总理”——川路公司最早打的是“官商合办”的旗帜，需要在领导层中安排民众的代表，乔树枬就因此下海，却带着“救生圈”：他并没有从学部辞职，而是兼跨做官及经商两头，这也是当时大清国官员下海的通例。

    老乔因为很听领导的话，善于揣摩领导意图深受赏识，实际上是川路公司的头号人物。而川路改为商办后，由上级任命“总理”的方式并没改变，并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处设立办事机构，任命了三处的“总理”；老乔便被任命为驻京“总理”，继续负责打点高层公关，权力还是基本握在他的手中，施典章的任命就是他一手促成。这令老乔在随后的川路风波中成为知名人物，并在辛亥革命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施市长”成了“施总”，工作地点也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手里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大大扩大。尽管只是一名享受厅局级待遇的企业干部，他却掌握着一个在上海滩乃至全中国畅行无阻的法宝——资金，足足有350万两的白银！这是川路公司已经筹集的资本金中的一半，施典章把其放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进行“资本经营”，期望着用钱生钱。即使在上海，这也绝非一笔小钱，施总的晚餐如果多吃几颗川椒的话，上海滩第二天就一定会感受到那股呛人的冲劲。

    比起以老窖而著名的家乡，施典章更为习惯生活在这个华洋杂处的“东方巴黎”。巨大的权势令他并不艰难地弄明白了一个硬道理：这个大都市表面上充满了歧视，却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你的钱包有多厚，你的嗓门就有多粗；坐拥350万两白银的施总，当然是能绕梁三日的男高音！

    川汉铁路的建设，一直是大清国的重点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要想富，先修路”的经济驱动之外，这条拟议中的铁路也成为对抗英、法在大清国西南地区边疆不断扩张蚕食的战略布局。

    但是，一心雄起的大清国却尴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肾亏——财政没钱。于是，发动民间的力量就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川路公司尽管在创立伊始定性为国有企业，其资金却依然大多来自民间，而且是来自向全省农民强行摊派征收的“租股”。这与其他铁路的民间资本主要来自商界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埋下了日后酿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终至不可收拾的伏笔。

    几年来川路公司终于筹集了近千万两的资金，这都是“川人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肌吸髓而来”（《民立报》），但离川路建设所需的5000万两资金还差得远，这便正好被管理层作为资本经营的借口，以便为这些资产“保值增值”。在投资另一国有企业重庆铜元局失败后，川路公司承受了200万两的巨大损失，痛定思痛，余下的资金便被集中调集到了上海与汉口，进行相对保守的投资。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资金的一半350万两，并由施典章亲自坐镇。

    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而施典章几乎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陈逸卿的身上，在陈逸卿实际控制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川路公司的总存款高达113.5万两。

    自从上个月正元在股灾中倒闭后，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担心陈逸卿会出事。为了防范万一，施典章已经拍电报将小妾和儿子都招到了上海。他悄悄地提了8万两银子，到处放风说自己将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弥补亏空。

    陈逸卿被捕，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陈逸卿还兼任着几家美资公司的买办职位，在老美的强力干预下，他并没有被关进上海县那暗无天日的看守所，而是羁押在“中外合作”的租界法院内。后世的史家多将此解释成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为“汉奸”护短。其实，陈逸卿经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