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生丝大战以图获得暴利时，盛宣怀则瞅准时机，轻巧地打断了胡雪岩的脊梁骨——资金链。胡雪岩曾经出面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债，这些债务的管理也是阜康钱庄的重要业务和利润点。清政府将这些债务分解落实到相应的省份，统一汇总到上海后，由上海道台交给胡雪岩；而外资银行则直接从胡的钱庄按时收取本息。上海官场恰恰掌握在李鸿章和盛宣怀手中。在胡雪岩的“生丝大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盛宣怀密令上海道台暂缓向胡雪岩支付官方还款，胡雪岩的资金链立即绷紧。同时，盛宣怀再向外放风阜康钱庄银根不稳，引发了挤兑风潮，胡雪岩的资金链终于崩断，导致身败名裂。

    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如徐润、郑观应、刘学洵、刘鹗，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及身而陨，而张謇等人虽然在实业界名声巨大，其实是个“空心老倌”，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盛宣怀自己在写给醇亲王的信中就说：“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或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冲击。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早在戊戌年间，作为一名改革的实际操作者，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更有影响力的改革实践者一样，盛宣怀明智地与康梁等口水改革家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盛宣怀是位实干者和践行者，通观《宣统朝政纪》，盛宣怀的姓名出现70多处，几乎都是奉旨接办某项艰难的任务，比如对外谈判、对内赈灾。

    但这次，盛宣怀并不知道，前方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