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的劝业场，成效斐然，他被公认为能员。时人将他在警务和商务上的工作概括为“娼场厂唱”：“娼”就是指他开拓的红灯区，“场”是说他对赌场的严厉打击，“厂”是他在劝业道任上开办的各种实业，而“唱”指的是他对川剧的改良。此人实在是个杂家，据说还将江浙名菜与本帮川菜结合，设计了不少新菜肴，人称“周派菜”，至今在川菜菜品中犹存余味。

    讲到这里，“会众均竦然色怒”；随后朱李宣布女同志会成立，台下众人高呼：“努力！努力！”这样整齐的口号显然需要事先布置的骨干们带动，不是各界女同志们能自发喊出的。

    然后是宣布公约、选举干事等各项具体议程。其实，这个女子保路会早在6月21日就已经筹备妥当，但因为要联络各地会员而耽误了几天。

    一路游行到了藩司衙门，又把衙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为首的罗纶先进去，众人便在外边候着。不一会儿，见罗纶出来，后头居然跟着全套官服披挂的王人文，惊诧的人群开始热烈鼓掌。郭沫若日后感慨说：“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体。”

    在推举代表过程中，人群中忽然站出一位年仅13岁的女孩，叫李问渠，此前捐了100两，但被大人们退回。此时，她“以手击额，声响砰然，大呼某愿去死”。众人当然不能选她当代表，劝了良久，到会议结束时仍不愿离去。

    会后，各种各样的女子保路同志会在四川到处开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规模如此巨大、渗透力如此之强的妇女组织。成都主会场的哭场效果，在各地无一例外地被复制：出席重庆女界保路同志协会成立的，有五六百名女子，“惧宗社之将绝，决意誓死力争，共表同情”，哭声震天；在观音阁成立成都外东区女子保路同志会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阍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声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

    女子保路同志会为一场经济利益的争斗战蒙上了爱国主义、女权主义的光芒，被宣传拔高到了妇女解放的高度，报纸文章说：“我国痼习，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凡百事务，抹杀女子，中国女子也将自己定位为生男育女、经记中馈而已，不复措意于学问世故。因是沉沦闺阃，任国破家亡而无可如何。”在这危急存亡之计，女性岂能漠然置之，“外人骂吾国女子为玩物，此辱不可不借此一洗。凡我女界，速醒速醒！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无俟国破家亡，悔之已晚”！

    盛宣怀照例是女同志们的诅咒对象，成为各种情绪宣泄的出口：“卖国卖路，欺君蔽民，乃我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仇。”有女诗人写诗痛骂，大大提升了谩骂的技术和艺术含量。最为夸张的是成都外东区女界保路同志会写给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报告成立函”，这个故意选在观音娘娘生日这天在观音阁内成立的女子同志会，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大堆杰出女性后，以说大书般的口吻痛骂盛宣怀，并且“问候”了盛家男女老幼，充满了怨毒和戾气：

    川路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会场里，长时间痛哭达到三十分钟时，列席会议的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诸位在会场大哭是无济于事的，要保路就得请护院电奏才有办法。”

    同志会办报目的只是宣传动员，并非传播新闻，更非探寻真相。于是更多的“非典型性”新闻，不断地出现在同志会的刊物中——

    自贡自流镇有两位“性工作者”（娼妓），一名李春林，一名毛黄氏，也要为保路会捐款，一位捐龙洋600元，另一位捐200元。据说同志会起初还不肯接收，“二妓哀求不已，始允暂存，留作将来购股之用”。简报的编辑总结拔高道：“亦青楼中之热心爱国，不可多得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