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家原口要也敏锐地看到，只因政府无法承担那些“不是用于修铁路的钱款”，“由此惹起不满及反对，大暴乱就是以此为契机的”。

    时隔多年后，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 Esherick）认为：“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士绅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

    而在不久后资政院在弹劾盛宣怀，甚至要将他处死的奏折中，也承认：“川乱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该部（邮传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此实激动之原因。”

    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国有方案发布当天（6月17日），川路公司不仅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而且致电其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要求不得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账员，不得将公司的账本及余款交给政府。李稷勋回电说，政府目前只是派人查账及核查工程，并未表示要接收财务。总公司干脆回电指示，拒绝政府一切形式的查账及勘工。

    对于这种对抗方式，李稷勋并不赞同。他在7月初给总公司发了一份长电，赞同“以反对国有为手段”，“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但他要求总公司尽快自行查账，内部理顺，而不是无谓地与政府对抗和僵持。他对那些高喊口号认为川路应当继续商办的人嗤之以鼻，说此类人“言及筹款，莫不挺身担任，一经征收，往往十不得一”。李稷勋举例说，湖北当年为了争取商办，有断指的，有在政府门前痛哭愿意一死的，闹得很欢，而一旦成功地争取了商办后，无论在筹款还是修路上都是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因此，这次收归国有，“上年争路诸君”都蔫了，“非复当年意气，其情可见”。李稷勋认为，中央政府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已经下令停收租股，而没有租股，川路商办断不可能，再恢复租股，根本不可能得到民众支持。目前已经开工的宜万段，年开支高达300万两，一旦资金链断裂，“款项不继，半途中止，其危险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争款才是重点，其中坏账很难让中央政府承担，而杂费一项已开支400万两，虽然对于仅仅修建了几十里的铁路来说过于不成比例，但还可以向政府争取，毕竟其间不少开支属于基础性开支，可等全路完工后摊销。他建议各分公司尽快将开支账目汇拢，以便与政府商谈细节。

    与川路高层争款相同的是，在京的川籍干部们也在全力进行政府公关，争取中央政府能够承认并负担川路公司之前的所有开支，包括坏账在内。但川籍京官们对川路高层的管理能力、职业道德等一概不予认同，以甘大璋、宋育仁（礼部记名丞参、“四川铁路议会”议长）为首，46名川籍京官在6月中旬联名上书中央政府，在争取中央政府全额认账的同时，请求中央政府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而不能偿还任何现金。

    京官们担心的是，如果发还股款，“中饱侵渔，层层剥削，较初时尤甚”，小民百姓依然无法拿回股本，“款为下逮，已归乌有，仍与亏倒无异”。而如果集中交给现有的腐败管理层经营，难保不再发生更多更严重的亏损。而“现在国家帑藏空虚，筑路一事，与其多借款于外，何若多分利与民”。国有铁路应该为民间资本的“附股”开个口子，一方面“停其按亩抽租”，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仍存正式募股”，让民间可以自由入股，分享铁路发展的利益，并“隐寓实行国债票之策，即预为备款赎路之资。为国为民，兼全之计，莫善于此”。这一建议不仅充分考虑了国家、地方和民众的三者利益，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操作性，当然，也撼动了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