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赵尔丰和成都将军玉崑联名致电内阁，代奏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电文中再度强调：“目前迫令交路，激生意外”，“人心一失，不可复收”。当日，端方则参劾赵尔丰已与王人文“沆瀣一气”，“庸懦无能，实达极点”，建议中央政府先派重臣赴川查办，另派袁世凯出任四川总督，要求果断行动。

    8月29日，端方再度致电内阁，弹劾赵尔丰，要求另派四川总督。同日，湖广总督瑞澂致电盛宣怀，同意派兵入川，要求中央政府责成赵尔丰采取强硬措施，恢复四川的社会秩序。

    8月30日，中央政府要求盛宣怀和端方将川路公司的纠葛情况妥速清理，明示办法，以释众疑。这说明此时中央政府仍然是希望和平了结，以为只要把中央政府的方案苦心解释清楚，就能消弭大乱。他们哪里知道，保路派已经在民众与中央政府之间建起了一道高大的信息防火墙，任何信息只有经过他们的过滤和修改才可能被传达。

    同日，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亲自致电赵尔丰，说明借款收路不便交由资政院的苦衷，已将收路和查款变通处理，希望扭转目前局面，请川人顾全大局。赵尔丰则回电说，现在的问题焦点是川民认为借款未经议会批准，有违宪法，而且，英国领事也已经表态，川路可以剔除出四国银行贷款的范围之外，由川民自修。

    8月31日，端方、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赵尔丰无能，败坏川事，要求立即派重臣前往镇慑。此时，罢市已经“南至邓、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西顾报》更是将罢市上升到了“吾中国可以不亡”的高度。

    局势日益失控，重庆海关的英国籍代理税务司施特劳奇致电北京总署，认为商人们“被迫于公众意见和恐吓而宣布罢市”，“官员们看来已丧失了他们的一切影响，事态的控制权已全部掌握在保路同志会手中”。

    罢市一周后，保路派们见局势依然僵持不下，失去了耐心。

    9月1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成都将军玉崑致电北京，联袂请求辞职，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弹劾盛宣怀等，火速寻求救急弭乱办法，“不可由盛宣怀敷衍操纵”。地方班子要求总辞职的消息，迅速由列席股东大会的四川提法司周善培公开宣布，这不啻是在激昂的民气上浇上了更多的火油。当天的股东大会立即决定抗粮抗捐，“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并且“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会议上，甚至有人提出了拿起枪炮，武装保护家园。事态升级了。

    第二天，保路同志会开会决定，号召各校学生离校回乡，协助各地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斗争，将成都的火种带到四川各地去。随后，川路公司干脆在藩署内设立股东办事处，专办抗粮抗捐等事，等于夺了政府的财权。

    《西顾报》的社论说：“今政府夺路劫款，断送路权于外人，是放弃其应负之义务也，既放弃其应负之义务，则其应享之权利，应即归于消灭，而吾民与政府之关系，亦于斯而断绝……故吾民今为权利之主张，势不得不为相当之抵御……即于罢市罢课之外，实行罢税罢租是也。”邓孝可则公开宣称，实行抗粮抗捐比罢市更能钳制政府。

    当天，中央政府命令端方火速带兵入川，命令赵尔丰切实弹压解散。赵尔丰致电内阁称不可强压，否则一旦引发暴动会牵动全国大局。此时，英国驻成都领事突然拜访了提法司周善培，表示如果是因为对四国借款合同不满，可以提出修改合同。周善培问：“合同已经签了字，还能修改吗？”英国人说：“合同是商人的事，政府决不会为本国商人一点利益使四川人受这样的痛苦。请你通知铁路公司，问他们对合同哪几条有意见，快提出来，我可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