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控制力度，“所收边地，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治者三十余区，而西康建省之规模粗具”。他在西藏和川滇边实行大规模的改革，发展经济、文教，架桥铺路，建厂通邮，编练新军及巡警，成效斐然。“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正。犯法者虽近亲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他在途中发现一户百姓家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却不知情，他就严惩了地方官。他说：“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时人尚秉和评价他“自清以来，治边者无有著功若此者”，锡良更是高度评价他“忠勤纯悫，果毅廉明，公尔忘私，血诚任事”。

    在赵尔丰的努力下，川藏抵抗住了英国的强力渗透，得到了稳定。民国学者李思纯认为：“金沙江以东十九县，尚能归附，皆清季赵尔丰之余威，于民国以来诸边将无预也。”赵尔丰在瓦弄勒卡玛坝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镌刻十个大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每个字大如八仙桌面。这十个大字，与大清政府在中朝边界上留下的“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一样，成为中国主权的象征。不同的是，赵尔丰刻在雪山上，而中朝边界则是一字一碑，从小白山顶开始，绵延100多公里直到图们江主流汇合处，竖立了10座巨大的界碑。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将军叹》长诗中说“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认为赵尔丰的成就超过岑春煊和袁世凯。

    作为一位出色而尽责的边疆干部，赵尔丰调任川督，有朝廷“酬功”的打算在内。但是，正如保路运动的领袖之一彭芬日后分析，“赵尔丰久在边藏，于国中潮流及政治，均莫知其趋向。然出膺首座，又适在王人文估计酝酿之后”，这次调迁，对赵尔丰而言，是祸不是福。

    调任赵尔丰而不是提拔王人文，这或许是大清中央政府及前任川督赵尔巽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仅造成王人文的离心离德，在风潮初起时不思平息，反而火上浇油，而且也造成了赵尔丰的人生悲剧及大清国的颠覆。

    赵尔丰到任前就支持王人文的立场，对保路运动相当开明。四川保路同志会曾经欢呼，“季帅（赵尔丰）此电岂仅我川七千万人所当额手……此吾全国人民所日夜祷祝，大有力者之能为吾请命也”。

    到任后，赵尔丰至少有六次执行朝廷的强硬路线，这其中固然有他作为第一线当家人的权衡考量，更有他个人希望平安降落的心思。与垂垂老矣的赵尔丰相比，盛宣怀、端方等不仅年富力强，而且都是被压抑已久而刚刚回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急于建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资历，不同的愿望，造成他们之间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定位。

    平心而论，中央政府占着法、理，其所作所为并没有错误，客观上为国为民；而地方官员则占着情、势，希望能因势利导地化解群众运动，也没有错。保路运动最后演变为血腥冲突，这不仅是革命与改良的冲突，也不仅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更是朝廷与地方的冲突，尤其是凸显了大清政权上下隔阂，令不行、禁难止，其根基早已被掏空。

    赵尔丰没有想到时代变了，毫无信用、不择手段的痞子运动已经成为主流，他应了朝廷的批评，是养虎成患，不仅没能维持住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连自己的脑袋都被当作了革命的投名状……

    痞子运动

    社会失序、失范后，群众运动变质，痞子运动盛行，社会也就成了丛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弱肉强食、机诈者胜。在暗夜的阴影下，不安的气氛在蔓延……

    1911年8月5日，成都城里到处都充满了兴奋、期待、紧张与不安。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雨，令成都暑气顿消，凉爽怡人。大雨也带来了麻烦，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