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的端方想了个新主意，提出川路公司再闹下去，中央政府干脆宣布铁路另行改线，绕开工程艰难的川东地区，避免与已经相当成熟的长江航线争夺市场，而改走陕西。这一方案本身当然是两利的，但端方在这种时候提出这种方案，真正是在火上浇油，给了同志会更好的理由以凝聚本已松散的川人。

    强势的端方迅速地成为继盛宣怀之后的第二大“卖国贼”。8月7日，特别股东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批斗端方成了焦点。而起因就是端方在日前发了一份电报给川路公司，宣布除了股东会之外禁止其他任何理由的集会。这本是依法办理，不必再作强调，端方此举有点多余，是在滚烫的油锅中泼了一瓢水。保路派们如获至宝，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宣读，“顿时会场声如鼎沸，一片认请拿办声、认死声、哭声、喊声，喧沸至极”。重庆代表、同盟会会员朱之洪（朱叔痴）跳上讲台，逐字驳斥端方电文，认为它“蛮野诬人”，“众辄狂叫以应之”，随即便以大会的名义起草了复电。

    此时，根据最近朝廷下达的命令，电报局已经停止拍发任何与铁路相关的电报，股东会就强烈要求列席会议的商业厅厅长（劝业道）胡嗣芬、公安厅厅长（巡警道）徐樾，请他们转呈赵尔丰代发，并且表示全体代表将在会场上集体静坐，等待赵尔丰回音。

    两位被弄懵了的官员赶紧前往总督府请示汇报，没想到赵尔丰痛快地答应了。两位官员通过电话向股东会作了通报。于是，又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场景出现了：在主持人的指挥下，“会众一起起立，对赵督表示谢意，然后散会”。

    次日清晨6点，赵尔丰将此前一直负责与川路公司沟通的原劝业道、现提法司周善培请去，给他看了电报，说：“我已预备发了，幕府里却说发不得。”

    周善培说：“论道理，是该代发；论事势，发了之后，部里不免怀疑大帅太站在川人一面，以后大帅再说话就有点为难了。幕府说发不得也是有理由，大帅想怎么办呢？”

    赵尔丰是想请周善培拜访下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蒲殿俊，代为解释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无奈，只好赶到蒲家。蒲殿俊还高卧未起，听了之后，很生气地指责赵尔丰：“他对会众要面子，答应代发；现在不肯代发，却给我穿小鞋。当众答应的事，还是请他当众去反悔。”

    周善培赶紧劝：“你们不要他替你们对政府做个桥梁，也可强迫他代发出去；如果要这桥梁，就得把他的身子让开。”最后，两人花了一个多小时，删除了一些内容，赵尔丰也就同意代发。

    但是，保路派们并未就此罢休。8月9日，股东会又是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仍决议请赵尔丰代奏。与会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反对，认为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会令赵难堪。没想到，罗纶本人立即成为股东们的攻击对象，“谓罗纶如萎缩不前，当以激烈手段对付也”。罗纶无奈，只好去求赵尔丰，没料到赵尔丰又痛快答应了。此时，赵尔丰已经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数在走，只要保路运动不影响四川稳定，他就不会采取对抗措施，这背后除了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外，还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当年在藏边英气勃勃的“赵将军”，此时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干部。

    地方大员的不作为，令川路与朝廷的对抗不断升级：

    8月12日，股东会通过决议，要求川路继续商办。这等于彻底否决了朝廷的国策，朝廷所定的“买断”或“合股”两个办法，一个也没被接受。

    8月18日，同志会例会上开始组建纠察队，要对付风闻中的砸场者，以牙还牙。砸场者没有出现，同志会却开始设立保卫部门。就在这次会上，同志们决定集体欢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