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整个王朝的基业。他们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权力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的局面——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政府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政府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谘议局，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谘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闹矛盾。当时中央政府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混到总督巡抚的，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政府就被动了。这就像一样，中央政府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政府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知识分子的救国方案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在当时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要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主导晚清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要远离康梁。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多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成后党与帝党的对立，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