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也唯有这种饮料能够富有如此的娱乐性。试看后世千年中外，有哪朝国王会赏给百姓茶、咖啡和可口可乐的？

    战国之后，酒已经不是珍贵物了。《史记·刺客列传》道：“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杀狗不算什么高雅艺术，扯着高渐离一起在集市上晃荡，喝酒唱歌还带着伴奏。喝酒和唱歌终于有机结合，成为任侠放旷的象征，而且不再局限于庙堂之上，成了下层劳动人民的享受。

    战国末期，游侠、浪人渐多，战乱频仍，人人都有满腹牢骚哀怨。酒既然是抒情解愁的好东西，免不了也成了催化剂。基本上自那以后，酒都和唱歌联了一体。而且这歌不是周朝时朝堂上编钟金鼓奏出的黄钟大吕，而是即兴的娱乐性歌谣。燕国有荆轲之例，但南方人喝酒后也唱歌。按《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和刘邦大多数开国嫡系差不多，年轻时是沛县监狱长。萧何死后，入朝当了相国，一切制度全部参照萧何的制度来，创了成语“萧规曹随”，办事很有道家无为而治、不拘小节的潇洒风格。有人上门来想正经聊点什么，就直接灌酒，灌醉为止。最有趣的是，他家隔壁住了个妙邻居，住着个爱喝酒的小吏，每天喝完酒后大呼小叫，在家唱卡拉OK。曹家的小吏受不了了，跑相国那里打小报告：后院外又有人大呼小叫啦！曹参一听连忙下令：取酒取桌！自己跑到后院，拉开了架势，听着邻居小吏唱得正欢，曹相国大喝一觥，然后扯起嗓子，就和邻居开始对歌了。

    有了如此的相国，刘邦自己如何是可以想见的。六十多岁时回故乡“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当时仇敌如项羽，内患如韩信，全都死了，估计老人家也清净得有些孤单。几年前在北方白登城被匈奴围困了七天，险些丢了老命，想着没有后继的优秀将军，更加黯然神伤，喝着酒就开始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个人唱不够，还要召集沛县一百二十个孩子搞合唱。这样的酒会气势非凡，虽然惆怅，毕竟还是欣慰的，因为天下已得，死也得其所。想早年间在鸿门宴，酒都不敢喝，更别提唱歌了。倒是项庄起立，要求舞剑助兴，也算娱乐活动的一种。只不过，舞剑毕竟和乐舞、唱歌大不相同。唐朝杜甫诗赞《公孙大娘剑器舞》，人家那是美女加剑舞才让人心旷神怡。你项庄一介莽夫，顶盔贯甲持把剑，又没受过专业训练，舞起来想必也好看不到哪去。

    曹参算一个例子，让人明白了无为而逍遥的道家风范和酒是有关的。时代越往后，喝酒这事越来越成了标签，仿佛可以贴在脑门上，辨明黑白。犹如今日人们按喝啤酒、葡萄酒、威士忌划分族类一样。《三国志·顾雍传》里就说东吴丞相顾雍“为人严肃，不饮酒，少言语”。提一个人严肃也就罢了，还“不饮酒”，估计请他唱歌也没门，所以“自孙权上下对其多有忌惮”。

    孙权是个喜欢打猎射老虎的人，和这种笑都不笑、酒都不喝的老头子当然没什么共同语言。相比较而言，曹操就很宽泛。建安十三年，因为饥荒粮食困难，曹操下令禁酒，可是早几年，他还向汉献帝献春酒，奏《九酿酒法》向皇上介绍酿酒法。最妙的是，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时节，而罗贯中里，也就在这一年，曹操吟了著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阿瞒建安风骨，不免诗酒风流。酒后唱歌横槊赋诗，苏轼千年之后都羡慕不已。

    酒之风流，晋朝为最。《晋书》说爱裸奔的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属于随遇而安、喝死为止的潇洒。《晋书·阮籍传》说司马昭要向阮先生求亲，阮先生直接沉醉两个月，已经能够潇洒得一塌糊涂了，难怪后世曹雪芹先生要号个“梦阮”。只不过魏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