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

    （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

    对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

    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

    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

    揣日本此次所提之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

    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荒唐荒唐”、“实堪痛恨”！

    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

    为让国际社会与本国民众知道日本人的亡华野心，精明的老袁借其英籍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之口透露了中日正在秘密交涉的消息。此招儿果然奏效，列强使节们立即奉命发表声明：严重关注中日谈判。国内民众的抗议风暴更是平地而起，强烈反对日本逼迫我国签订“二十一条”。

    老袁再一次用他习惯且奏效的“拖延战术”，欲把日本政府的强盗胃口拖小——清季洹上村复出时，他就曾密电统兵南下平叛的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拖的结果就是国家避免了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内战，南北和解，清廷垮了。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这一次，袁氏的拖延战术不灵了——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

    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前曾表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