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然登上风骨嶙峋的假山。山上一棵楸树已经很有些气势，却不知是否黎氏当年手植。偶一打量，极意外地发现了两块石上居然还有先前的刻字！一曰“岭崎磊落”，一曰“崖半亭高”。是从前的清代某大人寓此时所镌呢，还是黎元洪购得此宅后刻石明志？旧时代的遗存居然还有这么多，我一时喜欢莫名，不觉忘了方才满腹的郁闷。

    登上了假山，却走不进那座著名的八角亭。九十多年前黎大总统经常接见贵宾的风雅之地已被砌了灰砖，垒成“亭子间”，且各面的窗上尽糊着白纸，让人怎么也看不透里面储藏着什么。

    八角亭该是储藏着许多奇闻轶事的。比如说，当年主人如何在此接见各方俊杰，商讨建立“好人政府”的主张（中共早期领袖李大钊正是因为拥护这一主张而在党内饱受指责，不得不一再检讨）；再比如说，逃离京城前的蔡锷怎样坐在亭子里向主人发下豪语：“四十日后必有佳音”；还有，我的踌躇满志的胶东老乡吴佩孚如何走出亭外对主人畅抒安邦鸿志……

    俱往矣！凉风打着呼哨掠过，席地掀起一道看得见却躲不过的沙尘潮。

    我沿八角亭走上当年的空中长廊。

    长廊已不长矣，只余半截，就颓败至山下。残存一段，柱栏朱漆斑驳不堪，窗台和地面积尘盈寸。廊房一间间被临时门框隔开，似前几年还各有所用，但现在又统统舍弃。

    第二柱内的墙角，竟有一铁制保险柜弃置地上！它显然是北洋时代的旧物，床头柜一样大小的笨重个头，坚实的构造，厚厚敦敦地承受着近百年的风雨侵浸。虽那时尚无密码锁附着其上，但两片又大又粗的铁活页也足以使内藏物品安然无恙。保险柜正面的六瓣花造型之上，依稀看出“025”这一编码。

    我费力地掀开保险柜的顶盖，空空如也，只一柜底的积尘随风而旋。

    我知道，他的政治遗嘱是不会残留在这保险柜里的，那十点《最后的意见》其实很有考古价值。

    比如他说：

    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

    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参酌近今中外情势，似应采用国家社会主义。

    再比如他说：

    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俾免各趋极端；

    毋忘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当视物质文明尤为注重……

    所有的文物，都有收藏价值。但大部分旧朝的遗产，并未能被妥善收藏并精心研究之。物质的文物的流失一直是泱泱大国的心病，那么，精神的文物的废弃呢？

    我有些怅然，便轻轻合上保险柜的铁盖，还好，总算没被里面厚厚的尘土呛着。

    黎元洪第二次下野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他把这座已经扩展至四十八亩地足有五百多间房屋的偌大院落，缴了经办实业的学费——他任董事长的中兴煤矿因连年遭遇新旧军阀的混战，终致亏损，为还银行贷款，无奈只得把这“大德堂”卖了三十万元以偿债。

    新买主是中日合办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有文章称，这是一所特务机构。若果真如此，那东厂胡同可能又恢复了大明王朝时的社会功能。抗战结束后，日本人走了，这所院落又成了文化人的聚落。其中一位清名远扬，他叫胡适。后来我才听说，胡先生的大批弥足珍贵的藏书和笔记，一直尘封在这个院子的某个角落里——也许，正是我所见到的那个凋敝的图书室中？

    出大门后，回到王府井大街，我不由自主地沿当年“大德堂”的后院墙北行了几步。

    此墙居然还保留着一段原貌，起始的一段是清末民初颇为时兴的西洋式院墙，雕花装饰与基础均十分别致，只是后面改了模样，平庸地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