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吗？他不是日本军阀在华的代理人吗？站在沈阳大帅府最深处的家庙前，我又想到了这个难圆其说的话题。

    第一次真切触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时，是数年前，我坐在北京城里的一家很小的饭店里，瞅着马路对面的全国政协的宏伟建筑，一个人在发愣。

    这条马路叫太平桥大街。南北不算长的太平桥大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誉”食客的几个“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请我吃饭，我常脱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饭重要，但毕竟比不了参政、议政重要，所以说这条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对面的这座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及会堂。刚才，从它的西侧胡同口的那个小小的政协书店，我买了一大摞文史资料。虽说“精神食粮”已经多得拎不动了，但毕竟不是真的食粮，无以果腹，所以，我就拐进了路边这家饺子店。趁店家煮饺子的空当，我信手翻开其中一本。

    这本小册子叫《北洋人士话沧桑》。其中一页，没看完，我就傻子一样愣住了——

    张作霖起家创业于日、俄两大帝国近邻的东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来日俄两国对中国的侵略危害，认为外国人都是狡猾残暴、欺软怕硬的歹徒，时具戒心。一九一六年五月他就任奉天督军后，就不断亲自尝到帝国主义欺压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动的郑家屯暴动事件，以及他到南满车站欢迎日本要人在归途中遇刺、幸免于难的事，使他大伤脑筋。但国家积弱，中央既无力抗拒，一方将帅又焉能抵挡谲诈百出的强邻？所以他对外交事务迄无一定方针，也无具体政策，只是以随机应变的办法应付。

    尽管我已经养成了从各级政协机关编辑的文史数据里来淘历史真相的习惯，但还是被这本薄薄的小书的内容震撼住了，那一个个字竟像钢琴上的琴槌，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鸣！

    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苍老而又新鲜的声音，一个大悖于“历史定论”却又合乎情理的声音啊！

    只记得我怔怔地看着马路对面的那座黄色巨厦，直到热腾腾的大馅儿饺子端到眼前也浑然不觉。

    那一个中午，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门前，武警士兵们正在换岗，一个个动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换岗从来是一道观赏性很强的风景。

    北洋时代，这儿一天到晚也不断上演这场秀。

    那时候，这儿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点头脸儿的军阀、政客，便在京城有个固定的住处，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无不在皇城根儿置办房产。张作霖发迹晚，所以迟至民国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里拥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里买下前朝显宦的家一样，他在北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时代的顺承郡王府。

    大清国体土崩瓦解后，京城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顺承郡王文葵无以维系其庞大的家产，只好将王府的房契抵押在东交民巷里的法商东方汇理银行，靠贷款过活。民国九年（1920年），张作霖应大总统曹锟之邀来京，住在西单旧刑部街的奉天会馆里，闻知顺承郡王府的实情，遂斥巨资购之。得此偌大一片家产后，张上将军大兴土木，建成了京城西部这方赫然豪宅。随着旧王府的新主人在国内的分量，此地也越来越威严，延至北洋末期，所有军政大事均是在此拟定并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

    民国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张作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电推举为安国军总司令时，曾气吞山河地宣称：

    决战之期，最多为一个月，最后胜利自然归我奉方……统一中国亦易如反掌也。

    张作霖入京后，将北洋各部编为七个军团，拟与得到苏联人全力支持的“南赤”（蒋介石之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