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朝中不少人知道杨度与老袁的特殊关系。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老袁用人,不问籍贯与家世,真正的五湖四海唯才是用。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过世,主持国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光绪帝的名字)——他总怀疑“戊戌变法”时是老袁告的密,才让哥哥倒了大霉。幸好于最后时刻,在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劝说下,这位少年摄政王犹豫了,才将原定的“交法部拿办”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即撤掉袁的一切职务令其滚回老家去。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们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随行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派来负责其安全的军官袁得亮。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矮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世态炎凉,令老袁伤感不已。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左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灨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官场上,鲜有如此不避嫌的从政者。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偏偏在国运危难的极敏感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局级主官杨度却去了袁氏的洹上村。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正好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劻的亲笔信。七十五岁的老臣奕劻一再向摄政王载沣请辞而不得,只得以私谊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因原湖广总督瑞澂已被撤职,正在前线戴罪立功,故清廷匆匆将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令其指挥“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但对南下平叛的“水陆各军”却只授其“会同调遣”的权力。
谁都能看出来,朝廷对起用老袁疑虑重重——该省新军已成了叛军,全省巡防营和绿营哪够老袁指挥的?而中央军队,无论其旧部冯国璋统率的北洋陆军,还是萨镇冰统率的水师,他只有当副手的份儿,这明摆着是不信任嘛!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
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
病成这样,哪能出门工作呢?所以,谢谢啦!
载沣明知老袁耍花样要权,却一筹莫展,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将其调回京城,主持全局。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是正二品的高官。非常时期,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迅速。杨度从一个无“品”之人,以花钱买五品候选郎中开始起跑,一步正四品行走,再即正二品副大臣,整个一“三级跳”,“噌噌噌”几步,就跃为国家重臣了。
不过,杨度对副部长的高位并未看中,他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北南双方说和。他忙那件事去了。
也幸赖他的介入,南北双方互相瞄准着的炮口才提前低垂下来。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他得到时任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职务的黄兴的回电,电称: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今后的国家元首是什么名义,黄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