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不少人知道杨度与老袁的特殊关系。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老袁用人，不问籍贯与家世，真正的五湖四海唯才是用。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过世，主持国政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光绪帝的名字）——他总怀疑“戊戌变法”时是老袁告的密，才让哥哥倒了大霉。幸好于最后时刻，在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劝说下，这位少年摄政王犹豫了，才将原定的“交法部拿办”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即撤掉袁的一切职务令其滚回老家去。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们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随行的还有步军统领衙门派来负责其安全的军官袁得亮。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矮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世态炎凉，令老袁伤感不已。

    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左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灨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官场上，鲜有如此不避嫌的从政者。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但偏偏在国运危难的极敏感的时期，中央政府的局级主官杨度却去了袁氏的洹上村。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正好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劻的亲笔信。七十五岁的老臣奕劻一再向摄政王载沣请辞而不得，只得以私谊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因原湖广总督瑞澂已被撤职，正在前线戴罪立功，故清廷匆匆将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令其指挥“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但对南下平叛的“水陆各军”却只授其“会同调遣”的权力。

    谁都能看出来，朝廷对起用老袁疑虑重重——该省新军已成了叛军，全省巡防营和绿营哪够老袁指挥的？而中央军队，无论其旧部冯国璋统率的北洋陆军，还是萨镇冰统率的水师，他只有当副手的份儿，这明摆着是不信任嘛！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

    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

    病成这样，哪能出门工作呢？所以，谢谢啦！

    载沣明知老袁耍花样要权，却一筹莫展，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将其调回京城，主持全局。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副大臣，即新政前的各部侍郎，是正二品的高官。非常时期，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迅速。杨度从一个无“品”之人，以花钱买五品候选郎中开始起跑，一步正四品行走，再即正二品副大臣，整个一“三级跳”，“噌噌噌”几步，就跃为国家重臣了。

    不过，杨度对副部长的高位并未看中，他与汪精卫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北南双方说和。他忙那件事去了。

    也幸赖他的介入，南北双方互相瞄准着的炮口才提前低垂下来。辛亥年（1911年）12月9日，他得到时任南方独立各省代行大元帅职务的黄兴的回电，电称：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只不过，当时还没想好今后的国家元首是什么名义，黄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