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七年（1918年）3月15日，新的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

    所有民国五年七月十四日及六年七月十七日通缉杨度、康有为等之案，均准免于缉究。

    后者系指上一年的清室复辟案及其首犯。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整整二十个月的不敢步出租界的苦日子之后，杨度重获自由了。

    4月26日，他回到了阔别六百多天的北京。5月1日，礼拜三，他前往中南海晋谒了代总统冯国璋将军，面谢人家的特赦之恩。

    这一年，杨度四十三岁。按说，这个年纪，对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来说，一切都还来得及。但杨度似乎对从政已经心灰意冷，他参股与经营的湖南华昌锑矿公司的生意也并未因他出任总理（总经理）而有起色。他过得很潦倒，以至于把使用多年的大洋马和马车都变卖了，马车夫自然也被辞退了。后来继任大总统的曹锟将军都听说了，特派人赠送了银洋两千元，供这位未曾谋面的国士补贴家用。

    他似乎消失在公众视线里了。民国八年十二月初三（1919年1月4日），是他四十五岁生日（实为四十四周岁，国人按虚岁计龄），无人贺寿。百无聊赖的他，自题一副祝寿联：

    他居然推算出自己比创造世界的神话人物盘古的生日还早十天！真是玄妙得可以！

    之后一年，他活得没滋没味儿。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说自己重获自由后的生活：

    度年来息影一庐，久不与闻政治，间或经营商业，颇与市井为俦。特以兵祸连年，百业俱废，因之亦多亏损，政、商两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还读我书，懒于著书，聊以遣日而已。

    “还读我书”的杨晳子的消沉，至少令喜读其诗（包括挽联）的人们颇感失落。从唱着《黄河》、读着《湖南少年歌》开始，人们就熟悉了杨晳子，到如今的一副副传诵一时的挽联，杨度真乃一代骚人也！

    《尚书》说“诗言志”，杨度“言志”的水平是很高的。若天假大寿于斯人，则当今许多中老年人烂熟的《毛主席诗词》里是否会多出一首《和杨晳子先生》也未可知。众所周知，毛泽东也是个喜欢唱酬的诗人，而且，是个不忘年轻岁月的有心人。对困窘的青年时代曾帮助过他的湖南故人，他或许会报答的，有“我失骄杨君失柳”的缠绵佳句和对前岳母家人的频繁问候为证，有每年“偿还”章士钊先生两千块钱直至章氏仙逝为证，有越级重用他上中专时的恩师王季范老先生的孙女王海蓉和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为证。

    说起来，杨度也有恩于毛泽东。

    话说当年，年轻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毛润之（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的是恩师杨昌济，当时，杨已被章士钊介绍来京，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杨昌济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里租了一个小四合院，门外悬“板仓杨寓”木牌——杨教授乃长沙板仓乡人。毛泽东曾被安置在杨宅狭小的门房处栖身，不知毛与恩师之女杨开慧之恋是否始于此时。

    尽管潦倒，杨度仍为湘籍旅京士绅之首领级人物，自然与杨昌济多有过往。民国九年（1920年）初，杨昌济病逝于东交民巷里的德国医院，杨度前往豆腐池胡同吊唁，有感于死者生前清贫，曾著文吁请各界人士对其遗族“慨加赙助”。

    我查阅过杨度领衔的这封“募款倡议书”，在按资历与声望排名的二十九个发起者中，前面是出任过政府总长的蔡元培、章士钊、范源濂等名流，而第二十八名，即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恩师过世的那段日子里，默默无闻的毛泽东与盛名赫赫的前辈杨度定然见过，且会与杨开慧一样，对“杨世伯”的恩德铭刻在心。所以，我假设开国之初的毛泽东会与杨度有一番唱酬并非毫无由来。

    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