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受到民国新贵们的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惨兮兮地称：

    此后生涯正无住着，意在赴沪鬻文。

    志在做泱泱大国首辅的政治家，一下子沦落为在上海滩以卖字画维生的手艺人。白云苍狗，世事无常。

    在老友章士钊的介绍下，杨度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挂名秘书。章氏也一样，从北洋时代的总长级大人物，成了“海上闻人”杜氏的法律顾问。

    杨度逐渐淡出公众视线。民国十八年（1929年）2月27日，人们在静安寺里见到了他和他写的挽联，那一天，是上海为在北平过世的梁启超举行公祭的日子，身为故人曾经的至交，他不能不到场。

    照例，挽联又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还是杨氏风格，既悼故交，亦怜自己：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天晓得，这位坐在专用黄包车上招摇过市的“杜公馆”的座上客，此时，竟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还是共产党最核心的秘密机关——特科的谍报人员！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转入“地下”的共产党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

    更匪夷所思的是，杨度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

    谜底是这样披露给世人的——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难忘的记忆》，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

    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周恩来先生亲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就从章士钊老人那儿听说，伟大领袖亲口说过，杨度是中共党员。但“最高指示”为何不公开？章老伯也无从知晓。现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终于确认了其真实身份，怎能不令其后人感慨万分？

    杨度的真实身份，其入党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科长“小开”（“小开”乃1949年前使用的沪上旧语，用来称呼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党内对风流潇洒的潘汉年即以此谑称），解放后几乎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自己性命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