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糟践得一塌糊涂方面，“海派”与“京派”是一派的。

    左侧有一扇虚掩着的门，很厚很大的那种老式木门。

    叩门。里面传出难得和蔼的邀请：请进。

    从黑暗中一下子被请到阳光灿烂的屋里，眼睛与心理都难免有所不适。

    屋里只有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卢湾区计划生育一户一卡登记册》。问清我的来访动机后，她十分热情地介绍了该楼的情况：现有四家人住在二楼和三楼上，一楼这间是居委会的办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扰的，而且这么多年，解放前的东西早都没有了。“倒是这间，”她有些自得地环顾了一圈儿，“你看，这门窗、地板、壁炉，都是原来的，从来没动过的。”

    果然，当年的杨度先生的会客厅保存完好，别致的椭圆形窗户、华贵的天花板饰线、坚实的木板、漂亮的靛蓝色瓷砖，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化大革命”时的毛泽东标准半身瓷像和墙上挂着的那几面“二级居委会”、“卢湾区先进单位”等锦旗和标志牌，我怕真要陷进七十年前了。

    “那个壁炉是蛮好看的！”居委会女干部直夸。是的，西墙里的那个被蓝瓷砖嵌着的壁炉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凉。

    这壁炉里的火已经熄了多少年了。

    这儿是杨度的最后住所。

    这本是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杜氏就赠给了杨度居住。

    现在人们知道的杜月笙，是个“大流氓”，因为他是上海帮会的头子，更是帮助过蒋介石反共的急先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起因，就是杜氏的打手与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发生了冲突，国民革命军借口平息工人内讧而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杜月笙一直因此血案而对共产党心有余悸，以致在风雨飘摇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春，虽有中共地下党捎话让他留在上海滩等待“解放”，他却毫不犹豫地去了香港，在最后一位夫人、京剧名角儿孟小冬的陪伴下，当寓公至死。

    你看，这样一个坏人，在杨度的笔下，反倒是“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的“古之游侠”！不排除杨度收人钱财黑白颠倒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传主或有宋江遗风。杜氏虽始终身在民间，但也有政治头脑，而且门下罗致各方名士。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请他出任民间抗敌团体的领袖，看上的就是他的社会号召力。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薪金六百元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过活的。

    不过，北洋时代，他是国家政权的公职要员，现在是黑道老大的私人秘书，民国初年的“旷代逸才”，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步了！杨度像被逐出宫的老贵妇，为了生存，不得不嫁了个乡间土财主为妾。

    但当你知道已是中共“特科”成员的杨度，是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为自己的政治集团秘密工作时，你就不觉得他屈尊为杜氏“门客”有什么不合适了。

    而且杨度这样的地下工作者，一定还像从前一样从容不迫地活着。他不需要自己于天黑时拉上亭子间的窗帘儿开始秘密拍发电报，也不会像别的谍报人员那样虎口夺食一般地偷走党国军政机关的绝密文件。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他依然是名士，依然呷浓茶，吐烟圈，搓麻将。名士们的私生活每每是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有杜月笙这棵民间大树的荫护，所以，待在这间屋里做“地工”的杨度，只需在与故交新朋聊天时猎取无价的情报，然后，再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特殊手法把情报转给潘汉年、陈赓等人，就算完事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夕数惊、不断转移的时候，在中共“特科”其他人员暗举短枪与国民党特工殊死拼杀的时候，杨度一直在自己习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