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见晚辈章士钊（两人相差二十二岁），甚至还曾邀其共餐。最令人意外的是，老袁对小章竟到了“你想怎么着都成”的地步：想当内阁的总长也行，想出外任公使也行；住处大小随便你选；钱呢，由着你花吧——“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

    章含之说，父亲晚年的修养已是炉火纯青，尽管一直遭受误解，却从不为自己辩解。

    孙文当时已有日本名字，姓中山，名樵，平时不提自己姓孙。章氏只在武昌学堂里学过一点日语，对东洋文自称是“一知半解”。因不知日本姓氏的规矩，便“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回望北洋高地，最先看到的，当然不是随风折腰的平民百姓的芸芸草丛，也不是你绕我缠的军政过客们的粗蔓乱藤，而是几株各成风景的国士的苍然大树。然而，历经七八十年的沧桑巨变，已经有众多粗壮的乔木纷纷倒毙于历史的河床上并随之被时代的洪峰卷入水底。到现在，已没有一圈儿微澜来证明他们曾经的高大与葳蕤。

    君子群而不党。章士钊信奉的是古之士人的独立人格。在他的《甲寅周刊》上，他是这样《答稚晖先生》的：

    和杨度一样，章士钊也是从三湘大地走出来的一代国士，也曾在乡间饱读传统文化经典，也去过日本，也是北洋时期颇得统治者敬重的名流。但与杨度稍有不同的是，章士钊的家世并不显赫。人家杨度家是“累世贵显”，而章士钊的父亲仅是长沙东乡一个冲（山沟）里的有些田产的乡间塾师而已。

    章含之追忆道：

    章士钊者，一笃于个性，不存机心（即心机、计谋——笔者注），情理交战，迭为胜负之人也。惟笃于个性也，故其行动，不肯受党派之羁绊，而一生无党，人次第以同盟会、政闻社、政学会拟议之，此见仇者之谰言，不足信也。

    近代湖南，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湘江边上的那座岳麓书院正门上的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只是，这副有些王婆卖瓜意味的对联说的只是现象，而没说本质，本质应该是：世上确有天才，而近百年来湘省的天才有点扎堆儿了——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杨度、章士钊、齐白石、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乃至朱镕基，这些杰出的湘人，要么国君，要么国士，文可为相，武可为帅。绵延百余年，不绝于途，真令外省人叹服不已！尽管毛泽东在收拾陈伯达时否认自己是天才，但那只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需要，权当客气话，切勿当真。天才乃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岂能说无就无，说有就有？

    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孙文——笔者注）。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以前知尤相契合。

    袁世凯知章士钊其人后，曾托人带去亲笔信，让章早日回国效力——老袁的不俗书法还曾让章士钊眼睛为之一亮呢！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四岁那年流亡日本成为孙中山、黄兴所倚重的策士，且因执意不肯加入同盟会而让孙先生竟如此抱怨：“吾革命所以不成，都是因君不肯帮助！”

    是的，没有一个，无论是重用他的临时执政段祺瑞，还是收容了他的民间领袖杜月笙，也无论是与他打官司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还是格外眷顾他的共和国领袖毛泽东。

    中国历代士人每每借草木言志，更有以树喻人之习。如以柳树比喻女子婀娜，以杉树形容丈夫伟岸，以松柏代指性情不移，以竹子表示节操正直。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干脆把为他遮过雨的泰山上的松树敕封为“五大夫松”，而现今南国的人们仍把天寒时能开出红红火火的木棉花的树叫成“英雄树”。

    也许父亲一生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知音能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