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孙汶”心悦诚服的，称：“由此不敢以草泽英雄视先生。”

    但令人无比困惑的是，这样一个铁板钉钉儿的反动派，居然从来没被“打倒”过！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刮起的一阵紧似一阵的政治狂飙中，他的好友一个个成了罪在不赦的“极右派”或“历史反革命”，瘦弱的他却安然无恙地待在史家胡同的深院里，用他曾卖过好多钱的毛笔字恬静地撰写着繁体的《柳文指要》。而毛泽东竟有闲情逸致看他的手稿。该书出版后，周恩来则将这十六册厚的古董作为国礼赠给了尼克松的随从。

    父亲对我说，后来孙中山先生谈及此事时，戏称：“同盟会与章行严的关系真乃‘赔了夫人又折兵’。”说到这里，父亲开怀大笑。

    章士钊辩解说：已经这样了，不好改了啊。结果，“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更让他意外的是，听说孙文本人“似亦闻而默认”。所以，当他得知日人宫崎寅藏写了本介绍孙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后，便据此书编译了一本《孙逸仙》，向国人强力推介：“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想不到此书刊印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因章氏的大力宣传，“孙中山”这个似是而非的名字竟然成了那个时代最为响亮的革命家的大名。

    于是，北洋时期的“孤桐”就成了朝野争相阅读的符号，嘈杂的时代乐章里一个坚决反对专制、极力倡言民主的强音符，又是进行曲中一个厌恶新文学、坚守传统文化阵地的不和谐音。但无论如何，这是民国初期政治荒原上的一株独具风骨的硕桐。

    不过，五星红旗下长大的几代人知道的章士钊，却不是什么“桐”，而是“狗”，并且是“落水狗”。尽管鲁迅先生自己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但他老人家骂起人来也真叫厉害。历年的中学课本里总少不了鲁迅的文章，而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先生就愤怒地骂章士钊及其手下人是“落水狗”，号召人们要穷追猛打之，而决不能“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意为公平比赛）。在那个“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语）的年代，哪个学生不爱听圣人一样的鲁迅先生骂人？都被鲁迅骂作是“狗”的人了，能是好东西吗？于是，记忆中的章士钊就和反动军阀段祺瑞绑在一起了，他不光没学问——鲁迅笑话他连“二桃杀三士”都弄不明白，而且还是流氓无赖——竟然雇一班老妈子去殴打进步女学生！他不仅思想反动——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且手上还有爱国者的血债——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主谋之一。

    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

    其实，老人至死都是孤寂的：他的政治理想，如调和新旧体制，如完善政党政治，如坚守传统文化，如立国以农为本，一样都未能实现！民国以降的忽而这个极端、忽而那个极端的中国历史，不都在证明着这位超时代思想家的英明？然而，各派政治家们总在忙于既得利益，没人听他详说国策，没人理解他的价值，相反，他倒成了被嘲弄的迂夫子。这株深秋里的苍桐，只能扎进故纸堆里但愿长醉不复醒，待阔叶落尽，水分尽失，一阵轻风便折了它干枯的生命。

    不是天才，他能在二十二岁即被上海滩的《苏报》聘为主笔并使该报成为国内反清第一报吗？

    章士钊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章家老三从小生长在远非通衢大邑的“冲”里，人文土壤的贫瘠自不待言，而其血脉里也没流淌着高贵的成分，他何以就长成了一棵顶天的大树？放眼望去，不算太远的一个更偏僻的“冲”——韶山冲里，十二年后降生的那个学名叫毛泽东的娃儿，日后不更是擎天立地吗？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所以，比他小一旬的毛泽东一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