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李大钊及中共组织的存在，北方的罢工事件空前多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即民国十二年（1923年）京汉铁路全线的“二七大罢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的这次罢工，以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二人被吴佩孚下令处决而终止，为此，李大钊与当年最要好的同学白坚武不复往来。当年“北洋三杰”之一的白坚武弃笔从戎后，一直在直军将领幕府，时任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李大钊和苏联人与吴佩孚建立联系，靠的正是白氏的引荐。苏联人在外蒙和中东铁路的祸心终被白同学和吴大帅看清，喋血的“二七”大罢工更加深了吴氏对苏联人及其代理人的憎恨。苏联人通过李大钊开展的“联吴”工作，至此彻底失败。

    苏联人自此专心“联孙”，为此，派来了前驻柏林的共产国际特使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鲍罗廷抵华后，先在北京与李大钊接头，由李介绍南下广州见到孙中山，被孙聘为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是年，李大钊一年之内，四赴上海，两下广州，风尘仆仆，着实奔忙！在广州，他第一次参加了本党的代表大会，即中共“三大”，这也是首次由“地下”转入阳光下召开的中共党代会；还是在广州，他被孙中山指定以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待了整整两个月后，他才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早春回到北京。不知离开京城这么长时间，他的本职工作是如何安顿好的，因为他不仅在北大教学，还在北京若干所高校兼课。

    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似乎专心于党务工作了。很快，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都成立起来。

    然而，因张国焘的被捕，一纸通缉令终使李大钊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工作，迅速逃离北京，隐匿于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

    6月9日，直系政府内务部向全国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发出通缉令，即所谓“海捕”：

    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原来，是张国焘供出了“国民党内共产派”的“北方首领李大钊”。李大钊不知得何人报警，竟于被抓捕的当日，即带上儿子李葆华化装出逃。

    避难的日子里，妻子曾捎信让他托白坚武通融政府解除通缉令，被他拒绝了。未过几天，他接到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是，他化装成生意人的模样冒险返回北京，与其他几位代表见面后，分头乘火车前往哈尔滨，复经满洲里，在族兄家小住数日，便乘三驾马车于深夜偷越国境。这一去，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祖国”待了五个月，直到受苏联人暗中支持的冯玉祥成功倒戈，直系政府被冯氏、奉张和段祺瑞三方合作的新政府取代之后，有关他的“海捕令”自然失效，他才敢返回国内，成为苏联人与冯玉祥之间最重要的使者。

    但没过几年，冯、奉反目成仇，国民军与奉军在直隶爆发战争。为力挺“赤化”了的国民军，“反奉”就成了李大钊的主要工作。

    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底，李大钊任书记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呼吁友党同志们“帮助国民军促成反奉各派武力的大联合”：

    现在的策略，必须促成打倒奉系军阀的胜利，以至最后完全消灭奉系军阀。

    他越来越深地介入了军阀的内战之中。

    是年11月下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