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看出，后者的抗议更像是走过场。

    4月8日，天津军警进入天津法租界内，强行搜查了一家俄国人开的商店。七年前，李大钊等“党人开会，图谋不轨”被曝光事件，即发生在天津租界内，政府认定此店为苏共在津门的一处秘密据点。

    4月9日，在遥远的莫斯科，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代部长）齐契林召见中国驻俄代办郑延禧，“严重抗议”中国政府搜查本国使馆的违犯国际法的行为，要求中方“立即撤出”被占的使馆武官室、交还从武官室搜去的所有文件、释放被捕之俄使馆人员。最后，这位外长忿忿地称：此事乃帝国主义者之教唆，借以诬蔑苏联，北京政府已成帝国主义之工具，云云。

    可怜的郑代办根本不知道本国发生了这么一出严重的涉外事件，只得含混其辞地支吾了几句，退回使馆内，再拍电报询问北京。

    4月16日，已得国内指令的郑延禧前往苏联外交部，正式拒绝了苏联政府的“四九”抗议，谓：使馆内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的内乱机关，俟将搜出的宣传共产之文件翻译完后，再提严重抗议。他提交的中国外交部的照会，是对俄人两次抗议的正式答复：

    此次中国军警搜查俄旧兵营，系因乱党在内组织机关，图谋推翻政府，扰乱治安。此实违反国际公法和《中俄协定》，不得已乃根据国家自卫之发动而实行搜查。

    搜查结果，获得重要乱党及党员起事时所用旗帜、钤印、名单及各种证据文件，其它多数军械及各种机关枪子弹，及私与乱党通谋之证据文件等。此皆在苏俄大使馆管辖下或有密切关系各机关内所得。……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将整理出来的有关苏联使馆颠覆中国政府的证据编纂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册子，提供给了中外各报馆和公使团。

    同日，齐尔内赫率馆员黯然回国。至国民党建都南京之前，中苏两国关系名存实亡。

    安国军政府的目的达到了。让苏联人“推翻驻在国政府”的阴谋破产，同时摧毁了存身于他们保护下的南方革命党在北方的总堡垒。

    窃以为，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被捕前的李大钊并非高枕无忧，他已经从自己的交通员阎某的突然失踪上，从应聘而来的伙夫的可疑面目上，从突然收到一封问候他的未署名的纸条上，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着越来越不祥的气息。

    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学生、前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现市委宣传部部长李渤海，已经在警察厅里被迫供出了他的所在；那个经验老到的侦缉队队长雷恒成也在西交民巷的邮电局——即我看到的那个小邮局——的例行抽查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苏俄使馆收和发的奇怪信函，政府方面已经确认李大钊等党人正藏身于苏联使馆！

    为防止不虞，李大钊开始亲手焚烧文件。跟他同日入监的大女儿李星华回忆说：

    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

    李大钊已经感觉到了危险的逼近！他甚至从苏联人那儿领来了一把防身用的精致的勃郎宁手枪。

    然而，手枪并没派上用场，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刻，尽管一直握着那支手枪，却并没扣过一下扳机。

    与父母同住在一起的李星华回忆过那个惊心动魂的时刻：

    ……就听见一声尖锐的枪声，接着就听见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接着又听见有许多人从那堵矮小的花墙上跳到我们的院子里来。

    什么？爹！我瞪着两只受惊的眼睛问父亲。

    没有什么，不要怕。星儿，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就向院里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