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

    会长梁士诒、委员杨度二人受委派到前顺承王府去面陈理由。梁是当过袁世凯秘书长的多届政府的“财神爷”，杨度则是从慈禧太后时代起即主倡“以法治国”的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才子。二位素有嫌隙的政坛巨子，为了李大钊，联袂而动。因涉及司法，他俩还拉上了司法总长罗文干同行。

    张作霖被一波又一波的访客弄得心烦意乱，举棋不定。北洋时代，没有一个政治人士的被捕会搅起如此轩然大波。苏俄在国内组织大规模抗议他倒蛮不在乎，有两个国民为李氏上书求赦的事他也不看在眼里，他在乎的是首都“智识界”的人心所向。

    颇得言论自由的各大报纸，一时间说三道四：有的对李大钊的人格和学问表示钦佩，劝当局不要轻易处置这样一个人；还有的主张终生监禁李大钊，让其在狱中写作；当然，也有主张杀一儆百的。

    处事一向果敢的张雨亭（张作霖），竟一时不能拍板明断！思量了十几天后，终于发话了：

    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十一将领商量。

    于是，他按章士钊的建议，为了让各将领单独表达意愿，“不以联衔通电方式”，而是分别发函给正在前线与北伐军作战的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副总司令兼第二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第五方面军军团长张作相、第六方面军军团长吴俊升和唯一不是奉系的第七方面军军团长褚玉璞等部将（第三方面军军团长是张学良，时在北京），以及“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晋军总司令阎锡山等人，征求他们对“党人案”的处置意见。

    很快，前方即纷纷回电了。被李大钊称为“弱男吾友”的章夫人哀伤地写道：

    不久，十一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空谈理论，应对罢工罢学负责。于是守常等终于牺牲。

    还有报道称，七位主要的被征询人中，只有晋军的阎锡山没有复电。过后人们才知，“阎老西儿”当时正在与蒋介石暗通款曲，准备“赤化”了，哪还会同意杀一个“赤党”的“巨魁”？还有一位主张“法办”，即交法庭审判。其余五位，全回复“严办”！尤其那位正在鲁南战场节节败退的张宗昌，甚至怒气冲冲地反问老上司：

    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

    于是，张作霖不再犹豫，颁发了“杀无赦”的命令。

    李大钊是直言不讳并组织民众欲推翻现政府的政治领袖，还是深度介入国内战争的苏俄的忠实代理人。这样一个人落入统治者之手，其生死完全取决于最高当局对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的考量，这与他在狱中表现如何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还有一种说法，一直被当真事儿引用，即蒋介石与张作霖合谋杀害了李大钊。其源头为尚是左翼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上的一则假消息：

    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北京的《晨报》转载此文时，为慎重起见，将蒋氏之名改为“南方某要人”。不过，由此，已经在上海发动过“四一二”政变的蒋氏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众口铄金，自此被共产党人认定是李大钊烈士遇害的帮凶。

    “宁汉分流”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显然是在栽赃蒋氏，为达到左派们的政治目的，不惜公然捏造出如此不合情理之“新闻”来。

    事实是，北京政府搜查苏联使馆后的第二天，正率大军“北伐”的蒋总司令即致电齐尔内赫代办表示慰问，这自然很让张作霖恼怒不已。北洋军阀分不清国共两党有何区别，尤其张作霖，深知若无苏联人的全力支持，广州的割据政权哪会一下子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