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革命事迹陈列室”红匾悬于檐下，门两边挂着四块红底白字的铁牌，分别是北京市政府、民政部、共青团中央颁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巧的是，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陈列室的大门锁了。

    我伏窗而望。

    室内是四壁展览的图片和几方有题词的石屏，有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等领导人的题词。在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领导人中，只有邓颖超与彭真二位见过李大钊——学生时代的邓颖超是天津学界女杰，曾与同窗兼同志周恩来等一道在天津的“觉悟社”面聆过大钊先生的教诲；而青年时的彭真曾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工作过。

    除了四壁的题词外，正中地上的一块旧石碑让人瞩目。我睁大眼睛，仔细瞅着，看清墓碑上首刻着一颗红星和黑色的镰刀斧头图案，碑中央镌刻着“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落款是“北平市各革命团体”。

    这一定是那块随大钊先生的灵柩一起下葬的石碑。

    公葬那天，灵柩抵达这里后，有人用骡车载来一块以棉被包着的墓碑，正面如我所见，背面有一通情绪激昂的碑文。为避免招来当局的毁坏，众人将此碑与棺木同时下了葬。不料，迟至共产党人坐定天下后的二十多年，这块碑还是未被刨出并堂而皇之地立起。原因何在？那位看过绞死李大钊的刑具的离休干部赵先生告诉我，只是因为挖出来会对后来的党史叙述添麻烦，所以才一直深埋地下。我听得似是而非。

    其实最早的墓碑也不是这一块，而是烈士生前同事刘半农教授撰写的，碑上只有死者的名讳与生卒年月。本来碑后要刻铭文的，因张作霖的长子、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正是驻节北平的第一把手，所以碑文才未敢采用。

    后来，我查到了《教我如何不想他》词作者刘先生撰写的碑文：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城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以同游六十余名，而令何丰林（时任安国军政府军事部长、“党人案”之军法会审审判长——笔者注）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呜呼伤哉！怀着凄怆的心情，我走出这座陵园，沿墙西拐，去找烈士原先的墓穴。

    紧傍砖墙，两块小石碑竖在地上，上面标着：

    此处为李大钊烈士1933年4月23日公葬地址原貌，灵柩于1983年3月18日移葬于李大钊烈士陵园。

    在万安公墓的四五千座墓中，李大钊夫妇的原墓地并不特别显赫，水泥方圹，寻常旧墓。附近是与他同时罹难的邓文辉、路友于两座烈士墓。

    李大钊墓也曾遭劫，不过，并不是北洋丘八，也不是“国军”士兵，而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红卫兵所为！万安公墓被破了“四旧”，李大钊夫妇的墓碑也未能幸免。那个年代，从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里找出点乞降的嫌疑不是太费力的事儿。瞿秋白不就因遗书《多余的话》而被掘了在八宝山的墓吗？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二年，李星华女士来此祭祀父母，看到的还是一片横七竖八的残碑呢！

    李大钊谢世之后，与之有关系的几位在华的苏联使者悉数被调回苏联接受批判，后来多数遭难。

    李大钊谢世七个月后，越飞先生在莫斯科被宣布死亡。据他当年与托洛茨基在国外共同编辑过的《真理报》称，他系在医院中“自杀身亡”。

    首任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回国后，即遭到批判，后曾出任驻土耳其大使，但在李大钊诀别人世整十年后，还是被斯大林下令枪决了。

    来华建立中共的“吴廷康”维经斯基，回国后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