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让历史走形。

    幸好，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消沉于西子湖畔的小学老师陈仲甫如旱龙遇雨，如枯木逢春，如荒草点火，一下子振奋起来了！未久，他即接到了家乡旧友、出身官僚家庭的革命志士孙毓筠的邀请，携高君曼堂堂正正回到了安庆，因为他已经被中华民国安徽军政府的孙都督聘为了都督府秘书长！

    身为皖省最有名的革命元勋，陈秘书长已经不屑于回家住了，他就在孝肃路后的宣家花园街与高君曼公开同居，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了。

    之后，与他共同创立了岳王会的柏文蔚同志接任皖省都督，陈独秀改任省府高级顾问。后因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酝酿武装反叛，被袁世凯闻知，遂将皖粤赣三省的国民党籍都督免职，柏文蔚也下岗了。孙氏领导的“二次革命”终于爆发。安徽的独立宣言即陈独秀起草的。那年头，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往往就是对中央政府的反叛。不幸的是，讨袁军很快就败于政府军的弹压之下，袁任命的新皖督上任后，陈独秀又只有亡命的份儿了。之前，叔父陈衍庶刚刚在生意场失利和陈独秀“胡闹”的双重打击下忧郁而殁，棺材还放在家中，正所谓尸骨未寒，抓捕陈独秀的大兵就冲进了陈家大洋房子。所幸他把家人都安排到了乡下躲避，一家人才幸免于难。

    咳！从清朝到民国，他总是被本省所不容的罪人。

    他又一次跑到了上海。似乎心灰意冷了，整整一年，他闭门读书，靠给报章写文章维持生计，过得极苦。后来，他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在章士钊办的《甲寅》上发表文章，说过沪上生活之惨状：

    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后，陈独秀又告别了高君曼与一双儿女，只身去了日本——老友章士钊招他了！他帮章士钊办起《甲寅》，并结识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更多的国之才俊。

    这是他最后一次东瀛之行。民国初期，国内政坛风云变幻，这位激情万丈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不再安心于躲在异国的榻榻米上，靠在别人主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来指导人民的思想，他要到争取民主的前线，办一份挽救中国人灵魂的刊物。

    他的动机十分明确：

    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

    论写论编，陈独秀都无愧为国内一流人才；论思想之深刻，更是无人比拟。所以，壮志雄心的陈独秀回到上海，便借群益书社之壳，于当年的9月15日出版发行了划时代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里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个人就撰写了十三篇！后因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周报《上海青年》找上门来，称“贵刊”有混名之嫌，陈独秀遂自民国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把刊名改为《新青年》。

    众所周知，《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从此，陈独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唤醒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睡梦的晨钟，成了召集队伍向旧传统旧文化进攻的传令书。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精英的那一代人，哪个不曾被陈独秀的声音感动得热血沸腾并因此而投身于自己认定的政治目标？

    但民国四年（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时的陈独秀也并非那么完美，至少他对自己两个儿子的冷漠即让人看得心寒。

    或是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教育，或是受到元配高晓岚及家族的指责，他把延年与乔年接到了上海。然而，这位父亲对儿子用的竟是“磨难教育法”，不准小哥儿俩跟自己和高君曼住在一起！两个可怜的孩子，白天外出打零工，晚上便睡在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的店堂地板上。姨妈兼后妈高君曼看得心疼，几次与陈独秀吵着要把孩子接回家，但陈却连说那是“姑息养奸，不可，不可”。高君曼又求助于同在上海的老乡潘赞化说情，陈却对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