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求教者。这其中，就有在北京时见过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泽东。当得知毛润之氏欲回湖南兴办文化书店却阮囊羞涩后，陈独秀甚至亲自为其在亚东图书馆作保借给他三百大洋！后来，在大西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就曾感慨过：就是在上海与陈独秀的一次长谈之后，他才开始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啊，对这些如饥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们来说，十五分钟的时间怎么能够？

    建党之后的陈独秀，成了职业革命家，他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了本党的机关刊。民国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广州复刊时，主编已是瞿秋白，刊物内容也不再是为全社会所追捧的综合性杂志，而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陈独秀时代的《新青年》不复存在，但由此刊哺养大的一代“新青年”却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

    《新青年》不朽！

    2000年1月7日那天下午，我走出了这条藏着中共诞生地的毫不起眼的弄堂，但见大街上凄雨依然。

    匆匆驶过的电车溅起肮脏的积水，竟让我想起久居上海滩的那位美国人鲍威尔描述过的20世纪20年代时的上海街景：

    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都汇聚到中国，帮助推动革命，附带着享用第三国际从俄国农夫和全世界工人阶级那里收集来的可观资金。那些政治权术家，在他们的祖国行动时，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车，但来到中国后很快发现，崭新的美国汽车是他们在华活动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在上海的汽车代理商因此大赚了一票。美国共产党领袖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曾到上海一行，他对这种大肆挥霍的风气予以劝阻，在一次欢迎他的盛大宴会上，除了黑面包和白开水之外，他什么也没吃。他说，这都是俄国农民为了支持中国革命，忍饥挨饿积攒起来的钱，一分一厘来之不易。但是白劳德到达上海太迟了，一些俄国顾问专制、独裁的做法，已经招致许多国民党人的不满，双方关系日渐疏远。

    我曾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情形请教过白劳德，他愤慨地指责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着轿车，到处兜风，出席宴会，而俄国和中国的农夫、工人却正在饿着肚子！”

    想起这位大记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出席了那个欢迎美国共产党领袖的宴会？他们是否会像那位白劳德先生一样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感到愤懑？说到底，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为中国如此耗费，到底是为了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