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被国民党政府处决，第二年小儿子陈乔年也惨遭枪决，五十四岁那年她寂然辞世。生前，这位苦命的将门之女在安庆城外的叶家冲购置了茔地，临咽气前，嘱咐身边唯一的儿子松年说：我与你父，生不同林，死要同穴，待他百年之后，务必与我合葬一起。于冥冥阴间等了十七年，亡夫的游魂才被小儿带回故土。

    高君曼二十四岁与陈结合，不到四十岁时成为弃妇，四十五岁那年因肺病辞别人间。

    潘兰珍二十岁与陈同居，三十四岁为陈送终，后不得已与一名国民党的伤残小军官结婚，不久又守寡，20世纪50年代病逝，年不及五十岁。

    寿限最大的是最鲜为人知的施芝英了。她与陈独秀开始同居的年月不详，终止于1927年3月，时年二十六岁。在陈独秀的女人中，她是唯一活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享年七十二岁。

    俱往矣！

    历史将感谢陈独秀的幺儿陈松年，因为正是这个陈家唯一没投身政治的人平安地活了下来，把父亲和祖母（即陈独秀的叔母谢氏）的遗骸带回了故土，把动荡而诡谲的历史风云埋在了安庆城外，也把解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完整答案埋在了这长江岸边的青山下——只要挖开它，仔细看透了，就一定会明白我们走了多么长的一段冤枉路啊！

    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1990年过世。

    有亲历者回忆过，20世纪30年代初，二十岁的陈松年在南京模范监狱里初次见到陌生而苍老的父亲时，禁不住哭了。孰料第一次见到幺儿的陈独秀居然把眼一瞪，来了句：“没出息！”仅此一句，即可窥知陈独秀性情之刚烈。

    那位坐了一辈子监的郑超麟也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陈独秀。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感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一张椅子坐下，一句问候也没有，就谈起了工作。

    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

    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殒命。后来关在共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

    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璠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你看，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

    “有出息”的儿子已经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没出息”的儿子照料起陈独秀的晚年。此后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