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去投奔姑妈，她家的佣人随行，在姑妈家的深宅大院门前，在一迭连声的狗叫声中，在姑妈家的佣人前来开门的历史性的时刻里，葛薇龙忽然异样地清醒、客观和冷静，因为周围的环境，她的眼光和立场都变了，觉得自家的佣人格外古怪：“她那根辫子却扎得杀气腾腾，像武侠小说里的九节钢鞭。薇龙忽然之间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

    内地艺人与港台艺人站在一起，往往就有这种效果，不论是公私场合下，抑或合拍片中，还是综艺节目里，但凡两岸艺人同时出现，以前看惯了的内地艺人，骤然就异样起来，让人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从来没有用客观的眼光看过她一眼”。分明是娱乐，却有历史性时刻的那种火光冲天熊熊照面。

    从前，是形神都有差异。1989年，刘晓庆访港，与林青霞会面，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亦舒没有放过这样戏剧性的时刻，专栏里的揶揄之意溢于言表：“刘晓庆最近一次外访，擦艳红胭脂，穿大花衣裳，戴金刚钻手镯腕表，脖子上一条粗金链条，用碎钻拼出英文字样。……端的是艳光四射，把身边短直发、淡妆、毛衣牛仔裤的林青霞映得似名苦学生。又说：‘我没有仰慕林青霞，我连她一部电影都没有看过。’还有‘邓丽君的歌已经不流行了。’……她说她的墓志铭会这样写：‘这里埋葬了中国传闻最多的女明星，她是个对自己真实，而从来未让人理解的传奇人物。’”麦子的《美国风情录》里，对刘晓庆1987年访美情状的记载，和亦舒的小小尖刻互相映照：“如果叫我跑到台湾去，像红虹（红线女的女儿）那样，我是绝不会的。”“我觉得不化妆打扮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况且，一个演员最重要的是气质而不是打扮。”——因为是正面的、称道的口吻，更让人难过了。

    明星身上，其实凝结着我们与时代有关的一切进展与心得。当然，香港台湾，在风尚方面，并非天生领先。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上海跑到香港去的李丽华或者白光，是当仁不让的风尚引领者，六十年代从上海去了香港的郑佩佩，也还能独当一面，但到了1980年，十五岁的刘嘉玲去香港时，情势已经有变，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红灯记》熏陶出来的刘嘉玲（婚前接受林燕妮采访时的自陈），穿着黄色上衣鲜红喇叭裤挑着行李到了香港，无线第十二期艺员训练班出来，进了演艺圈，香港人却不接受她，始终嘲笑她的衣着处世。四十年时间，东风西风，河东河西，全都倒过来了，领涨的变成了领跌的，时代拖住了女明星的后腿。

    到了合拍片时代，衣着妆容上的差异缩小了，神采上的区别却照旧是天上地下。2003年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要求，合拍片中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措施，或许为的是学习，却也有点像杨绛写的“掺沙子”——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掺沙子”之后，内地艺人大量地出现在香港电影里，但这三分之一，与那三分之二，却起了冲撞。这三分之一，是正统的、正襟危坐的、少点烟火气的，而那三分之二，却是在成熟的市民文化里浸淫多年的，是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里熏染出来的，是柔软、灵活的，细节丰富的，是注重平等的，勇于自嘲也敢于自省的，他们身段柔软，讽世讽人先拿自己开刀。偏偏两部分要放在一起，两相映衬之下，对比越发鲜明。

    当然，电影是戏剧化的、高度控制的，人为的因素常常会干扰到样本的纯洁度，综艺节目里的对照，就更有说服力。作为标杆的，是内地明星在《康熙来了》里的表现。四十五分钟的节目，蔡康永和小S以庄谐齐备的手法引蛇出洞，从体力、耐力到素养储备，对艺人都是一次严格的考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