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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性的隐喻
    我的朋友柏邦妮,作为作家及编剧,梦想之一,就是拍一部《蓝色大门》那样的电影。一部干净的、清爽的,能让人想起十六岁的早晨的那种电影。

    但我觉得非常非常难,最难在,内地的十几亿人里,恐怕找不出一对陈柏霖和桂纶镁那样干净的脸。内地也不是没拍过青春片,但男女主人公,总是有种令人如鲠在喉的感觉,或者腮帮子太大了,或者眼神不干净,或者声音沙哑,或者衣服穿得很可怕,或者身体语言不过关——某个当红的青春偶像,总是含肩塌背地走路,双腿呈“X”型。或者太胖了——像是上个月还在吃野菜,这个月突击地吃了几天肉之后的那种胖,显得腻、脏。总之,总是有哪里不对劲。培育出林青霞和陈柏霖、桂纶镁,至少还得两代人。

    年轻的都不对劲,老的是不是好一点?作家大会现场走一圈,无论如何找不到一张福克纳、保罗·奥斯特、麦克尤恩或者奥兹那样的脸,那种适合拍摄黑白照片的、可以印在书里的、“仙人掌般不动声色坐落在时间荒原”的脸。要想得到诺贝尔奖,大概先得长一张诺贝尔获奖者的脸,因为“从最高意义上说,一个人的相貌就是他的人”。

    台面上的人是这样,台下的又如何呢?因为住在海边,夏天经常可以去海滩上看人,轻易地,就能把我们内地人和香港、台湾及韩国人、日本人分开。穿再贵的衣服都没用。我的朋友宋毅曾经痛斥欺骗过他的某人的相貌,认为“不正常的外貌是一种生物性的隐喻”,其实,所有的相貌都是一种生物性的隐喻。

    别的事物,也足以构成这种隐喻。比如春节,拜年回家的路上,车走在高速路上,收音机里放出某位当红民谣女歌手的新专辑。她已经竭力地空灵清澈了,但还是哪里不对劲——还是“不干净”。歌的曲调、编曲也都疙里疙瘩。而上世纪的台湾民歌运动中,声音干净的女歌手,实在太多了,包美圣、陈明韶、刘蓝溪、王海玲、郑怡、银霞、徐晓菁、杨芳仪,都拥有最干净的、“水晶一样的声音”。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陆校园民谣,处处模仿民歌时代,但却从来没能提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干净的女声,女歌手们的声音形象都十分奇怪,不清澈,也不通透,似乎感冒没有好,似乎咽炎正发作,又似乎哪里哽住了。总之,总是会有些不对劲。

    还有建筑的样式、书籍的封面、报纸的字体——有段时间,所有的报纸都一股脑地使用舒同体,而我苦苦思慕的,却是香港台湾的华文报纸用的那种精致的宋体字。其实只差那么一点,但就是差的这一点,就要用尽全身力气去追赶上三五年。还有照片的色调、风景的气息、甚至天空云彩的排列——我总能轻易地看出哪些风景壁纸是在国内拍的,哪些不是。一切一切,总是有点不对劲。而一件事物,真正取得合法性的标志,是已经取得了美学上的合法性。不美,就不合法。

    美,或者不美,或者那种不对劲的美,那种差一点的美,都是生物性的隐喻,所有这些隐喻合起来,其实就是我们时代的面貌。谁都没可能走出独立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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