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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钱琛认识在2009年。

    那时我刚毕业，在一家很小的挂名在某电视台之下的广告公司上班。广告公司的运作模式是这样的：大概三十名业务员，每天翻着黄页给各地的农业畜牧业之类的小公司打电话，邀请他们做一个宣传片。

    宣传片会做成DVD供企业购买，当然，因为我们“特殊的渠道”，还可以送去电视台，在农业频道上播出。这是一种节目形式的软广告，对企业宣传效果还不错。当然，费用就高多了。

    在邀请获得许可后，业务员和拍摄人员就会一起出差去小公司。忙活几天回来，把片子好好做一做，邀请非著名的广播电台主持人来配音，然后送去电视台。

    我当时的工作是跑腿送片子。

    后来有一次，原本要去协调和采访的记者突然辞职，我被迫临时顶替，和业务员一起赶赴河北邢台，采访一家饲料厂。

    钱琛就是那家饲料厂的厂长。

    我没想到厂长会这么年轻。他很高，很瘦，书卷气，像是还没有出校门的学生。

    饲料厂是家族企业，钱琛的父亲因故去世时，他刚毕业，是硬被逼上台的接班人。

    我初见他时，他已经摸爬滚打地做了两年，大概也为一个厂长该有的“面子工程”做足了努力。他说话时，喜欢带手势，侃侃而谈时经常加一些很专业的名词。好几次都是一个人热络地说了半天，在场的老油条们却没有回应。他还是没能掩饰住尴尬，嘴巴停止说话，手势却还在比着。

    我看到了他眼睛里深深的失落。每一次。

    他好像在逼着自己做一件做了自己会很痛苦、但别人却会开心的事儿。

    当然，我也听出来了，他在为自己已经两年没有盈利、病入膏肓的厂子吹牛。但没多少底气。

    其实采访只是一带而过，他只会在片子的末尾被加进去一个工作特写镜头，说一些诸如选择我们产品会猪肥马儿壮牛羊更健康之类的话。所以，大部分时间，摄像都在忙着拍“看上去更能显示企业实力”的东西。

    如此，钱琛便闲了下来，我也闲了下来。

    我们除了例行公事，没有过多交谈。只是，当摄像收尾的时候，他提了个要求：“拍拍天上的云吧，我从小就觉得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全邢台最好的天空。这也是我们厂最美的地方。”

    这样一句文艺的话，自然又没有多少人接茬。但摄像还是拍了。

    晚上一起吃饭，照例酒过几巡。

    钱琛很认真地举杯感谢我们的到来，说，好像看到了转机。

    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呢？特别无奈，还有一点点心疼。因为我无法确定这是否真的会成为工厂的转机，却很确定，他入不敷出的账册又会多一笔数十万的开支。

    那一杯酒，我一饮而尽。

    那次出差，老板也跟着。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南方人，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他一个人在外面打拼。平时看上去还比较正经，但那天晚上，也许是他喝多了，也许是蓄谋已久，总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我房间的房卡，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他正坐在我的床上。

    细节我已经不忍回忆，总之，后来，我夺门而逃，穿着睡衣拖鞋，身无分文，只捏着一个手机。

    跑到楼下，我跟保安说了情况，保安上楼去，发现我的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别人。我也不敢再在房间里待着，干脆收拾东西，拉皮箱走人。

    坐在酒店的楼下台阶上，我一直在发抖，不知道该去哪里。9月的邢台，已经微凉。薄衫下的我，头发还在滴着水，没来得及吹。

    然后，像是命中注定的，我接到了钱琛的电话。他说他准备了一些邢台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