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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肖易时，我们都才十六岁。我刚失恋，我爱上一个摇滚乐手，被拒绝。那晚，我从摇滚乐手演出的酒吧里出来，喝了一整瓶的科罗娜，然后哭得像个傻逼。

    肖易从我身边经过，拦住了我问：你能把瓶子给我吗？

    那是暑假，但肖易还穿着宽大的旧校服。校服的背上印着“希望”二字。那个暑假，他参加了一个为贵州山区的希望小学买课外图书的活动，每天晚上都会和几个同学一起出来捡瓶子，准备卖钱。

    我记得我已经有些晕了，瓶子递给他后，心思恍惚地跟在他后面。我心里很难受，想转移注意力。我希望他能跟我说点什么，诸如早恋不好，真正的爱情是什么东西之类的话。

    你跟我说点什么吧？求求你，说点什么都行。

    他被我烦得受不了，就讲：火星半径是地球的一半，火星质量是地球质量的九分之一。火星的重力加速度是4.36m/s^2，是地球的五分之二。

    这个掉书袋的家伙让我笑死了，我说，你在说什么啊。你想去火星啊？

    我笑着笑着眼泪又下来了。我说，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若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撒到火星上去。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是谁啊？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肖易点头的认真样子。那样认真，让我感激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那个暑假，我开始和肖易一起捡瓶子。他很长时间都叫我“不良少女”：夜里喝啤酒哭，还抱陌生人。

    后来，我们恋爱了。再后来，我们分手。再再后来，我们和好。再再再后来，我们又分手了。

    现在我二十六岁了，离我和肖易上次分手已经过去了两年。我总会想起他来，却早已忘记了那个我曾经爱过的摇滚乐手。那个人他早就不弹琴了，开了一家户外用品店。我是在买冲锋衣时遇见他的，一看到我，他就喊出了我的名字。

    他胖了一些，以前脏兮兮的头发和牛仔裤倒是干净了许多。他请我吃饭，还给我的冲锋衣免单，在送我回家的路上他握住我的手瞪着被荷尔蒙熬红的眼睛对我说：我总想起你以前对爱情的悍勇，我最近单身呢。

    我笑得简直要直不起腰来，他先是跟着笑，然后不解，然后不安，然后恼了，拂袖走了。

    “跟以前一样，像个神经病。”

    风把他离开时愤怒的声音卷了回来，我呆了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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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这个特质大概会伴随我的一生了。我总会做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检验这个世界是否友善。比如跟踪别人。

    我甚至把这当作一场旅行，还去买了冲锋衣。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预谋的这场旅行是危险的，也是不为人知的。我想跟踪的这个人叫庞古。他是我的老板。

    我在半年前进他的公司，做行政助理工作。

    其实我倒是与他早就认识了。认识他时我在一家度假村酒店做前台，因为没有完成经理交给我的按摩卡预售工作被骂得躲在楼梯间哭。他刚好撞见，安慰了我，并说了一通类似“年轻人应该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做不喜欢的工作并因为那工作哭”的话。他还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想换工作或者有需要的时候打给他。

    那张名片被我放进钱包里许久也没有拿出来。在我看来，那不过是老男人对年轻小女孩玩的把戏，彼此心知肚明。但事实是，他对我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他对我只是任何一个老男人，看到哭泣的小姑娘时都会有的那种类似同情。后来当我拿着名片进他公司找他的时候，他根本忘记了我是谁。

    虽然，后来我确实作为一个关系户从庞古那儿得到了一份